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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制订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
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七月三十一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
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先生，当面向居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里应该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
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
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居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居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居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他为了继续对居里做工作，于八月六日请戴维斯函告居里：“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美国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
也就是在这次和居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
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居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因反对周恩来主张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
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为此，他给居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由“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
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
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居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居里的外交折冲，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
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抑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
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居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遵从中国的传统——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
。
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
。
最后，他又向居里郑重地强调：
“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居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懑，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
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十分聪明地答说：
“可以，可以！
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
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场合选在欢送居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
她非常敏捷可爱，文静自信，细致周到，穿着很得体。”
但他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挖苦地写道：
蒋介石来晚了，他去做晚祷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这是一个新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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