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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日本传》中的“嘉靖倭乱”
，一半的记录便是汪直。
汪直开辟了日本市场并迅速做大，田汝成曾任广东提学佥事，其《汪直传》载：汪直“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
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从此“海上之寇，非受（汪）直节制者，不得存”
，大量海盗（倭寇）及沿海商人与居民投到其旗下，汪直的武装多达五千余人，而其时日本各个家族兵力只在三千左右。
汪直在日本以信义取利，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
。
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互市派”
与“寇掠派”
，汪直属于前者，铤而走险的则是林碧川、萧显、徐海等走私集团。
汪直称霸海上十余年，有着地方官“私市”
的默许，汪直也卖力地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败走日本，从此走上了与官方的对抗之路，成为“东南祸本”
，名列官方通缉令榜首。
汪直最终被兵部尚书胡宗宪诱杀，但倭寇之患并没有解决，因为汪直并非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是林碧川集团，次年勾结诸倭大举入侵的则是萧显集团。
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更重要的是他们又与民众纠结在一起——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既祸害一方，又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
，“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
。
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
，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
，“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
。
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
。
“嘉靖倭难”
的最终解决是在嘉靖帝死后。
隆庆帝继位后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倭寇”
很快由寇转商，“倭患”
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但在嘉靖朝，朝廷并不检讨决策的得失，一根筋地依赖军事手段。
五、窝囊的开局
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十五年骤然加剧，共计六百零九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八成左右。
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东南沿海形势的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廷不得不增加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
这个背景下，戚继光成为平定倭患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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