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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同安这个示范县是个例外，县里最早也是国营运输公司，但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增加，县国营运输公司从一开始只有几辆卡车，发展到了现下运输卡车就有四百多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在此情形之下，方叶给了县里建议，国营运输公司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了，应当引入民间力量加入进来，至此县里开始允许那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买汽车而后在同安县任何人买，县里都给指标，这让一些胆子大的青年，开始搞起了运输业务。
要知道一辆ca10解放卡车并不便宜，价格达到了1.1万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也只有同安县的一些个人能买得起。
自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开始搞个人运输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买了车之后，便挂靠在县国营运输汽车公司之下，一年交一些费用，其余的挣多少全部看个人能力，当然缴税的义务也跑不掉。
如今同安县是现下全国最大的自由批发市场，生意根本不缺，自从全国各地个体户知道在这里能买到一切需要的货物之后，无数的个体商人跑到了过来，然后整车整车的货物往回拉，而在这些商人的眼中，同安县就如同天堂一般。
这里除了国家严控的商品，绝大多数商品都自由购买，不需要任何凭证，也不需要任何人指派，拿着钱想买什么买什么，而且运输也不需要看脸色，只要是订单，无论找县国营汽车运输公司，还是个人运输，双方谈好价格即可。
大量的货物向同安县集中，这让同安到庆州、同安到合肥的交通异常的繁忙了起来，每日穿梭于各地的车辆络绎不绝，而这也是方叶想到了建收费站的原因，省里拿老百姓税收修好的公路，就这样免费给经营性的企业和个人用，那亏的不还是老百姓吗?
所以上个月时，方叶就向省委邓书记提了议建，他觉得要在合肥至庆州的国道上设收费站，从合肥开始，舒县、同安、庆州各设一个收费站，收费标准按车辆大小不同和公里来计。
小型1.5吨以下小型车，一公里五厘，从合肥到庆州，全程约130公里，收费0.65元;而卡车则按中型和大型半挂车来收，中型车一公里一分，大型挂车，一公里二分，全程最高收费2.6元。
别小看这—点费用，要知道现下每天近千车次的车辆跑在这条道路上，即便平均每辆车收费五毛钱，那么一天也有五六百元，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元，除去各项开支，每月净赚不会低于八千元，一年收费就有十来万元，而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全省经济的发展，以及将来车辆的普及，这条路上的车次只会更多，不出三两年，这条路上每天通过的车次就会超过五千趟，将来每天上万甚到数万次车辆通过，—天的收入将很巨大，一个月至少有十几万元的收入，一年下来收费可能超过两百万元，甚至更多。
所以，为了让领袖们看到这种收费的价值，于是方叶提议，可在安徽搞试点，就以同庆公路作为试点对象，看看收费后，国家到底是亏还是赚。
对于这个不花国家一毛钱，反而会可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提议，虽然它有些违反了‘公有制分配原则’，但三位领袖还是同意可先搞着看看，至于在全国设收费站的事，则要看安徽的这条公路收益情况及老百姓的反应之后再说。
不过对于方叶提出的其它建议，刘主席几人研究之后，随即在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就对于降低钢铁售价及一部分民用商品放开销售的问题举行了讨论，当然也是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说服的过程，不过这些同志虽然有些不是很理解，但看到增产带来的利益之后，也就选择了默认。
1962年7月中旬的一日，经过中央多轮讨论，达成了一系列决策，其中包括降低钢铁售价，增加卡车产量、取消自行车、缝初机、录音机、收音机、五金小商品及一般工业日用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并且拓宽了销售渠道，个体经营者，可以购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商品销量上限。
这个上限的设定，其实是为了防止‘投机倒把’，以及囤货居其，毕竟现下政策刚出来，生产量还没有跟上，很容易因为大量批发，造成货物短缺。
在具体的限额上，如个体经营者，每个月允许不超过五百辆自行车的经营配额，其它如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各种农具等的上限则设得很高，只要不是那种超出经营实际能力的批发，国家则不加以限制，但日化用品还是如自行车等—样有配额，毕竟国内现下化工并不发达。
这一变化，对于全国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无疑如同久旱适甘霖，因为除了限制配额的货物以外，其它货物的批发再也不需要任何货物凭证了，而政策松绑给国家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也是极大的。
整个八月间，国内的小商品销售变得紧俏了起来，很多之前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一下子接到了大量的订单，这些订单大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成立的供销社批发公司，仅仅一个八月间，全国近半的相关生产企业实现了全面开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十月，全国几乎所有的相关生产的国营工厂都实现了满额开工，不仅如此，其订单所获的订单总量，更是翻了两三番。
这个变化，一度让搞经济多年的陈副总理困惑不解，他后来特地派人到同安县找到方叶，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而方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随着政策的松绑，全国数千万个体户的作用真正的发挥了出来，作为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他们的销售渠道更宽更加多元且更加深入，他们与那些国营商店和供应社不同，这些人会走街串户，上门推销。
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不要小看他们的作用，等着上门买或直接送上门完全是两回事，一些老百姓可能不到紧需时不会买，但随着货郎上门，就会产生冲动性消费。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全国的个体户数量达到四千万个之多，但由于之前的各种限制，其实很多走街串户的人，因为价格、销售数控制等原因，使得他们的生意并不好做，但现下不同了，价格降了，限制少了，经营更加自由了。
就比如，假设一个挑货郎，一天卖一包缝衣针，全国数百万个挑货郎，一天全国就得卖掉数千万根针，与此同时还会有其它的商品，比如头绳、纽扣、缝衣纱线、指刀甲、发卡等等，带动的是上百种货品的销售，积少成多之下这个数字是十分庞大的。
当然，除此之外，国家还以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作为试点，在这几个省提高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水稻每斤从此前的0.176元，上涨到了0.206元，别看只涨了三分钱，但一百斤就是三块，一千斤就是三十块。
这其中安徽省作为全国最早推行新品种小麦和水稻的种植产区，1962年全年粮食迎来了历史性的大丰收，小麦亩产达到了创纪录的375公斤，水稻亩产更是高达411公斤，全省粮食产量整体较1961年上涨了三成半，较1959年翻了整整—番。
同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等临近省份，新粮种推广也过半，粮食产量较推广之前，上涨了五到六成，至此在1962年秋后完成之后，全国一下子从过去三千三百多亿斤每年的粮食产量，上张到了四千二百亿斤，整整多出了九百亿斤粮，足以多养活2500万人。
这一切都证实了方叶之前的推断，全国的粮食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国家粮食还出现了富余，多出来的粮食做什么呢?当然是做副食品，然后发展养殖业，提高老百姓的粮食配额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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