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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三岔五地写检讨,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开始我还新鲜,变着花样写,纸上写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
但时间长了,我也写烦了。
有一次,妈妈不知什么事情把我惹冒火了,我就宣布:从此不再帮她写检查了。
我妈一听急坏了,赶紧哄我,一边哄一边说:“刘明琼,你开不得这个玩笑哈!
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我来写检查,你还要妈活不!”
哎,我有什么办法?后来我也成了神经衰弱,这就是“历史传承”
。
红卫兵两次来抄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地上的东西堆了尺把厚,在那种情况下,还不是几个娃儿把家顶起。
所以,妈妈的娃儿还是不错,关键时候还是顶得起的。
“文革”
后期的1969年3月,我和大弟下了乡。
我们跟就读的重庆市第六中学的部分同学一起,到四川酉阳最边远的兴隆山区插队落户。
当时,从重庆到兴隆要整整走三天三夜。
从重庆朝天门坐船到涪陵,从涪陵坐汽划子到龚滩,从四壁陡峭的龚滩坐大卡车在崎岖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酉阳县城,再乘卡车在更加崎驱陡峭的山路上七拐八绕地到兴隆区,再从兴隆区步行很长一段路才到落户的新民大队。
爸妈不知我们的行程,想不出他们的大儿大女到了怎样一个偏僻遥远的地方,只知道此去前途未卜,这两个儿女一去还能回返吗?
自从我们下了乡,妈妈就变得烦躁不安。
家里本来就穷,钱总是接不上气,工资发下来还不到月底就用光了。
于是,爸爸要到没有儿女、生活稍为宽松一些的六爹、杨姑爷那里去借钱,等发了工资再还回去,如此往返循环。
我和明白下乡后,我们又需要家里寄钱来买起码的生活用品。
寄来的钱虽然很少,我记得是每月每人五块钱,但钱分两处自然又缩了水。
我爸到菜市场买菜从来都是提个弹簧秤,跟小贩争一两一钱的,生怕称少了给他。
这个样子,恐怕看见可吃的菜叶子都要捡回家哟!
(开玩笑)。
我和明白在兴隆
我们下乡根本养不活自己,反而给家里增添负担。
这么远的路程,两个人回重庆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儿女远在穷乡僻壤受苦,家里的经济负担没减反增。
更重要的是,儿女还不知能不能回来?我妈的神经衰弱愈发厉害。
她经常半夜半夜的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愈想愈睡不着。
我妹说,她睡不着,心里烦,就把妹摇醒听她念叨:“你姐你哥还回不回得来哟?”
“回不来啷个办哟?”
“我心头烦得很哟!”
“三儿,你说有什么办法哟?”
她翻去翻来的就是这些话。
我妹睡意朦胧地听她唠叨,妹有啥子办法?不过是听妈唠叨后妈心里要好受一点而已。
妈妈的“念功”
(唠叨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发达,她和我的二姨妈(我喊二宝宝)两个是不相上下的“武林高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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