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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乘坐火车，第一次到心目中仰望已久的神圣首都―北京。
当我和弟弟深夜踯躅在天安门广场时，我心里也涌出过同样的疑问：我果真来到了北京吗？
命运是如此奇特，如此奇特！
二十年前，不满二十岁的我参加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红卫兵大串联。
我们扒火车，睡在车厢座位的下面，睡在火车站的广场，睡在舞台、长椅或者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胡乱地吃点东西填肚子，我们如饥似渴地看大字报，甚至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寻求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二十年后，快逾不惑之年的我，又带着与当年同样的新奇感，开始了另一次大串联。
这一次串联远涉重洋，来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这一次我来寻找什么呢？
我在联谊会待了四天。
由于时差关系，我醒得很早。
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外面太安静了。
曾过惯了在中国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生活：六点一刻即被大学的晨钟敲醒，紧接着是激动人心的广播操，拿着饭碗奔向食堂，食堂里人头攒动……现在、这一切都隐没消失了。
街上几乎不见行人，只有一辆辆小汽车奔驰而过。
卡尔加里的早晨醒得很迟，应该说整个加拿大都醒得很迟，一般单位都是九点钟才开始工作。
即使在多伦多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早上七、八点钟街上行人还是不多。
1988年9月27日
在联谊会的四天似乎十分漫长却又十分短暂。
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我第二天开始出门“尝新”
。
过马路见人用手在电线杆上的红栓上拍一下，我很好奇，好在我认识“Walk”
（走）、“Don'tWalk”
（别走）这几个英文字，不然，真要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压死。
走到卡尔加里大学，简直就像进了一个圣殿，每次进大楼门，都要小心翼翼地将门慢慢合上才走开。
那里的每一扇门，都是用上等木材做成的，又重又厚。
电梯上的符号是新奇之物，不敢贸然使用，怕闹笑话。
于是，我宁愿爬十层楼梯，也不乘电梯。
不过，对于我这位在山城爬坡上坎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也并非难事。
虽然，在这个从没见过的陌生环境样样事情都缩手缩脚，就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有一件事情却十分大胆。
我不认识卡尔加里大学的任何人，仅凭墙上的一张教授名单，便自己定下一个“求见人”
。
我爬到他的办公室所在的第七楼，见有几个教师模样的外国人走过，于是过去询问一人：“您知道威廉斯基教授的办公室在哪儿吗？”
“我就是威廉斯基。”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这位三十多岁模样的教授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十分留神地倾听了我的陈述和要求，然后很高兴地回答：“你可以来我的班上听课，你的英语真不错！”
他的话给了我极大鼓励。
接着，他又热情地介绍我去见教育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教授。
这位教授可不像威廉斯基那样随和，板着一张一本正经的脸，那副模样就差点儿把我所有的话都堵塞住了。
我使劲鼓起勇气，尽量清楚地用英语向他讲述了我的要求和希望。
“我能给你的最好劝告是立即把材料寄研究生院，并且考好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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