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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长变本加厉，竟在长安当街杀死辟阳侯审食其，然后到宫门前肉袒请罪。
刘恒再次宽恕了他。
刘长回国后更加骄纵，暗中联络太子刘启、大夫但等人谋反，事泄被捕。
刘恒下令将刘长废为庶人，流放蜀郡。
刘长在流放途中绝食而死，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
刘恒虽然对此作出解释，引用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的典故为自己辩护，但终究难以抹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打击功臣，手段刻薄
刘恒对功臣周勃的打击，虽然有其政治合理性，但手段确实刻薄。
周勃拥立刘恒即位，功不可没，最终却被扣上谋反的罪名下狱。
薄太后质问刘恒：“周勃要真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就反了，何必要等到现在？”
刘恒无言以对，这才释放周勃。
周勃出狱后感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这句话道出了功臣对文帝的失望。
疏于军备，匈奴兵临长安
刘恒在位期间，由于长期执行和亲政策、疏于军备，导致匈奴势力坐大。
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大举南侵，杀入北地郡，前锋甚至抵达雍县、甘泉宫，距离长安仅数百里。
虽然最终匈奴撤退，但这次事件暴露了汉朝边防的虚弱，险些酿成大祸。
八、人口与民生：盛世之下的百姓生活
刘恒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二十余年，社会经济得到显著恢复和发展。
据史书记载，汉朝建立之初，人口相比秦代锐减，大城市的人口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到刘恒统治后期，人口已有明显增长，全国户口数量持续增加。
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连续十一年免除田赋的政策，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
废除过关用传制度、弛山泽之禁，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源开发。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粮价趋于稳定，百姓基本上能够吃饱肚子。
然而，所谓“文景之治”
的百姓生活，并非如后世想象的那般美好。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了农民的艰难处境：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百石。
应付完官府的赋税和徭役后，所剩无几。
遇到灾荒之年，往往要“卖田宅、鬻子孙”
来偿还债务。
董仲舒也曾上书指出，在文景时期，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穿的是牛马都不屑穿的粗布衣服，吃的是猪狗都不愿吃的食物。
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只能等着饿死。
有学者据此认为，“文景之治”
充其量只是一个“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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