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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立刻下诏剥夺了他的官爵，命淮南（今属江苏）、鄂岳（今属湖北）、宣歙（今属安徽）等五道兵马会攻李琦，于十一月将李琦父子押解到长安，一同腰斩。
接连平定三藩之后，宪宗就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是河北三镇——成德、卢龙、魏博。
此三镇是安史的老巢，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并与南边的淮西、东边的淄青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是李唐朝廷的心腹之患。
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中央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可这样的藩镇要收拾，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宪宗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卒，其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
宪宗马上跟几个心腹重臣商议讨伐之事。
可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却都表示反对。
李绛说：“河北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是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
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这是违背纲纪。
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
再者，卢龙、魏博、淄青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
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觉得大臣们说得有道理，虽然心里老大不爽，可还是忍了下来。
但是到了这一年十月，王承宗又在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挑唆下，和朝廷产生了冲突，宪宗忍无可忍，下诏削去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率神策军与成德周边诸道共同讨伐王承宗。
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开始，各路兵马就从各个方向对成德发起了进攻，但是一直到三月，宪宗朝廷发动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与成德有宿怨的卢龙节度使刘济亲率七万大军在正月打下了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之外，其他各路政府军基本上都是碌碌无功：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推进到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淄青的李师道和魏博的田季安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装模作样地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后就按兵不动；而主帅吐突承璀亲自率领的神策军则打得最为窝囊，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屡战屡败。
这场仗再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徒劳无功。
六月，战事仍无进展，翰林学士白居易等人屡屡奏请罢兵。
此时，王承宗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准许他改过自新。
宪宗赶紧就坡下驴，下诏“昭雪”
了王承宗，并恢复了他的官爵。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李唐政府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结果却一无所获。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短暂失败并没有把宪宗变成第二个德宗，也并未让他从此一蹶不振。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宪宗一直在等待机会、积蓄力量。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担任步射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田季安死，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时机成熟，立刻命左龙武将军薛平为郑滑（今属河南）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随后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其时，已任宰相的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
他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加之刑罚严苛，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法虽善，但必须有一严明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今田怀谏只是一乳臭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
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
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
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
陛下只需按兵养威，届时抓住时机，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
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以换取朝廷赏赐，必皆恐惧，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
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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