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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
然每延英（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
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
如果说“遏制宦官”
和“整顿吏治”
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
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
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所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从而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
“大中之治”
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
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但令人遗憾的是，宣宗后来也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驾崩。
同月，宦官王宗实等人拥立宣宗长子郓王李温（同时改名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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