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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可以把尼采的权力意志看作对西方人最早确立的自由意志——任意性——的重新肯定，它取消了苏格拉底的“知识”
的前提，回复到原始时代酒神祭仪的放浪形骸、恣肆无忌的狂欢。
然而，这种任意性又不同于人对肉体享受和感性快适的盲目追求。
尼采绝对看不起世俗庸人们行尸走肉的感**，他要运用原始肉欲来造就出超凡脱俗、具有严格等级式“自律”
（用他的话说是“主人的道德”
）的超人，而不是耽于物质享受本身。
他的目的不是要达到单纯肉体上的快感，而是要达到精神上的自由感。
任意性一自律一自由感，这可说是西方自古希腊直到尼采在自由学说上所经历过的否定之否定。
从此以后，自由感作为前两个环节的辩证的统一，就成为西方关于人的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如果说，尼采的自由感更强调人在进向超人的过程中那种狂喜和出神状态，那种克服了痛感，或不如说吸收了、承受了痛感的恶毒的破坏性快感，那么，克尔凯郭尔则更强调那清除了一切快感的纯粹痛感——孤独，畏，烦，忧郁和绝望。
这种阴沉的感受，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本身就构成一切自由概念（任意、选择、自律）的最终基础，但它们之所以成为自由感，只是因为它们将人导向对上帝的超验体验。
他责备黑格尔的主要也就是没有给自由感留下一席之地。
[266]尼采所揭示的终究是自由感的积极向上的一面，克尔凯郭尔则以他的私人上帝作最后担保，而展现出自由感的消极、否定的一面。
他把人的存在划分为三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人对自由的三种不同的感受。
这首先是“美学阶段”
（或译为“感性阶段”
）。
在这一阶段中，人们把自由理解为“任意性”
和“为所欲为”
，支配着这一阶段的自由感就是“畏”
，即对死的畏惧和对生的执著。
人知道自己终归一死，出于对这种“不存在”
的恐惧，人“及时行乐”
。
他知道他虽然不免一死，但他有在此生追求最大享受的自由，他有任情使性，凭自己的需要对一切加以选择的能力，这种任意性，这种选择的自由，或者说，这种可能的自由，归根到底是由于恐惧感，因此，“恐怖是自由的可能。”
[267]然而，美学阶段的这种自由并不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相反，越是沉溺于感**，人就越害怕死亡。
一切尘世的享受都不能使人达到永恒，当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对自己、对人生产生了“厌烦”
。
厌烦是“畏”
的最高表现，它也是一切选择的最后选择：与其过行尸走肉的生活，还不如去死。
这样，他就进到了一个更高的自由阶段，即“伦理学阶段”
，它正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自律”
或必然的自由阶段。
在伦理学阶段，人立志过道德的生活，这时占支配地位的自由感是“忧郁”
。
人为了达到永恒而限制或抛弃自己那过眼烟云般的感性享受的快乐，立足于普遍的道德责任、良心、正直和善良意志。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光明正大的道德情操底下，隐藏着的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忧郁。
一切禁欲主义者和严格自律的人都一方面要弃绝感性的世俗生活，另方面却又意识到感性世界不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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