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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后世儒者所做的那样,要把‘中’的道理一五一十说得毫无纰漏,立下一些死规矩,那正是孟子反对的‘执一’。”
王阳明的这个答复,说出了儒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有经有权。
经,就是原则;权,就是权变。
有人曾经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礼的规定?”
孟子答:“当然是。”
对方又问:“如果嫂子溺水了,做小叔子的该不该救?”
我严重怀疑提问的这家伙是来踢馆的,因为这问题实在尖锐。
若说可以救,则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
之礼;若说不能救,又违背了仁义之道。
还好孟子功力深厚,没被问倒。
他的回答是:“若嫂子溺水,小叔不救,那他就不是人(是豺狼也)。
理由很简单: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男女授受不亲,只是一种礼法原则;但嫂子落水,小叔出手援救,则是一种权变。
二者并不矛盾。
不独孟子,其实孔子他老人家从一开始就对“权”
非常重视。
他说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意思是,可以一块学习圣贤之道的人,未必能一样学有所成;可以一块学有所成的人,未必能一样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块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一样通权达变。
很显然,“通权达变”
在孔子那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比事事依礼而行更重要,可以视为儒家学人应事接物的最高行动指南。
然而,在儒学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权变”
的精神渐渐萎缩,而许多陈腐的教条却被一代代地继承了下来,直至20世纪,终于变成了一种扼杀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礼教”
,成为举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
换句话说,儒学最初的精神,其实是活泼而开放的,并没有要求后人死守古人章句和道德教条,而是允许并鼓励后人在恪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时代条件,针对本身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对既有的思想进行必要的变通、改造乃至创新。
事实上,无论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还是程朱陆王汲取佛、道智慧所发展出的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都是儒学应对时代挑战的产物。
尽管这些发展变化不一定符合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但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儒学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只可惜,自明清以降,中国人就把这个道理抛到了九霄云外,只知道死守古人在千百年前立下的规矩,却丢掉了“通权达变”
的精神,才会导致20世纪初举国上下打倒“孔家店”
的文化思潮。
直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人面对严峻的现实,才逐渐意识到,把儒家思想完全抛弃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遂开始了复兴儒学的行动。
这首先肯定是件好事。
因为,彻底割断自身文化血脉的民族,绝对没有未来,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古人那里去寻找智慧。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我却不免有一丝隐忧:对于流传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学,我们有没有搞清楚何者为亘古不易、历久弥新的根本智慧?何者为不合时宜、必须抛弃的思想糟粕?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贸贸然复兴儒学,会不会再度堕入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窘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返本开新,在传承古人智慧、保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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