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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他首次访问日本时，日本自由派的、亲西方的政府刚刚走过10年的历程。
他那时同日本许多知名人士和风流雅士交了朋友，特别是同执日本财经界牛耳的井上准之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经常书信往来。
1929年后，井上第三次担任日本大藏相。
井上给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礼且胆识过人，在外交事务上他表现得通情达理。
因为经常与日本军界发生摩擦，所以在日本，他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代表。
如果井上发出请求，拉蒙特就会向纽约的新闻界游说，并为日本方面辩解。
1928年的一天，在与《纽约时报》的编辑会谈之后，他告诉井上：“我还向他们讲述了你们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是如何有耐心，以及你们所表现出的忍让态度……我对《纽约时报》的公正和客观的报道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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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试行的开明统治开始滑坡之时，正是摩根财团在日本的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期。
1927年，一连串的银行破产和股票市场关闭之后，日本几乎先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
那一年，中国抗议外国侵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使日本人大为恼火——这给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记耳光，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要挽回这个面子。
1930年，在井上的承诺下，摩根财团帮助日本恢复了金本位制，而事后证明时机不对，大错特错。
当全球贸易萎缩时，金本位制使日本的出口产品更加昂贵。
被经济萧条所困扰的美国人减少了对贵重衣物的消费，这使得日本的丝绸出口直线下降。
丝绸业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约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靠其维持生计。
贫困在乡村迅速蔓延，滋生了仇恨的、新的乡村民族主义。
大米的价格也大幅度下跌，日本经济繁荣昙花一现，很快便被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所扼杀。
这助长了日本民族的仇外情绪。
这些经济上的倒退加强了军国主义的势力，他们指责外国势力是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源。
在中国，军国主义血淋淋地展现了它的面目。
在许多方面，摩根财团和日本一样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金融界都是这一态度。
对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来说，中国是不受欢迎的。
中国经常赖账，很会用一位外国银行家来压另一位。
甚至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流产的中国银团贷款计划开始，拉蒙特就视中国人为“狡猾、虚伪”
的民族。
他把中国人看成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分子，而不是外国侵略者的牺牲品。
这种态度的形成并不难想象。
日本是摩根财团的一个主要客户，而中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并且还欠着相当大的一笔外债没有偿还（国民城市银行在中国的生意却做得很红火，1930年，其利润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所以，拉蒙特很快就发现日本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不可缺少的，完全属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内，也是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用血和钱换来的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屏障。
由于在中国投入了亿万日元，再加上有几百万日本人居住在那里，一些民族主义分子视中国东北为日本领土的延伸。
1931年中期，阿斯特尔特信贷银行的破产和英国危机把西方国家搞得心神不定，这时，关东军已在为夺取沈阳和整个东北的阴谋做准备。
9月18日，日军突然袭击了中国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的驻军；第二天，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
为掩饰其侵略行为，日军编造了中国军队袭击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的说法——事后真相大白，这完全是伪造的，或夸大其辞。
军国主义由于在日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军队对反对使用武力的公职人员大肆嘲弄，其中包括对井上和外相喜十郎筱原。
日本外务省担心，如果它试图控制关东军，将会引起士兵们的武装暴乱。
当15000名日军蜂拥而至，闯进东北时，外交官们只怯声地说，这一做法是暂时性的，军队将很快从那里撤出。
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说：“在几个星期里，若槻礼次郎政府不断遭到公众的谴责和匿名的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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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而感到震惊，国务卿亨利·斯廷森立即向日方提出了抗议；胡佛总统事后称之为“野蛮的侵略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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