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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富米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结婚，这使他的麻烦更加复杂了。
安妮·克劳福德是克劳福德和巴尔卡里斯伯爵夫妇的女儿、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的侄女。
这一英国表象肯定是引起了墨索里尼的疑心。
为祝贺富米结婚，摩根财团送给这对新人一对乔治二世的银制水杯。
1938年，富米兴高采烈地谈到他已经非常英国化了，有“英国妻子、英国女秘书和英国保姆”
！
（10）不过，战争爆发后，他知道自己处境不妙，让他的妻子、儿女和保姆去了苏格兰，而他待在罗马。
对于被捕，他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拉蒙特用老练的方式精心组织解救富米。
首先，他要国务院参与，然后，通过迈伦·泰勒向教皇的秘书传递消息。
他完全有理由期望得到梵蒂冈的同情。
富米是诺加拉的密友，诺加拉主管着梵蒂冈的投资业务部门，即教皇特别行政署。
教皇保罗·庇护十一世在世时，人们甚至猜测富米终有一日会取代诺加拉成为梵蒂冈证券投资业务的主管经理。
诺加拉还有可能暗自仇视德国人，因为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他都不用梵蒂冈的资金购买德国的证券。
此外，拉蒙特还曾和新教皇保罗·庇护十二世在纽约共进午餐。
为答复拉蒙特的请求，梵蒂冈回电说：“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在私下和正式场合争取他朋友的获释。”
教皇强调，墨索里尼亲自参与此事：“我们知道最终还得由政府首脑作出决定。”
（11）
最后，只有拉蒙特本人向墨索里尼求情才奏效。
这位虐待狂领袖似乎想从拉蒙特身上榨取最后的一次贡品，让这位银行家经受一次无法忍受的屈辱。
拉蒙特不得不强压怒火，争辩说富米代表意大利与摩根财团打交道，而不是相反。
其实，可能还有许多拉蒙特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现在必须夸大其辞了。
他在信中写道：
是富米，而且是他一个人力主我1923年初次访问罗马，以及随后的访问。
这些访问的结果是为您的政府提供优惠贷款。
在所有场合，他都积极参与谈判并热情地宣传他的政府的良好名声，并每时每刻都在维护它。
诚然，富米是我们在意大利的代表，不过，他作为金融大使，广泛而机智地为您的政府开展工作，这更是事实。
拉蒙特毫不回避富米娶了英国女人为妻的问题，拉蒙特厚着脸皮说，这给富米的爱国主义提供了额外的担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他的政府和人民所表示、并且也一定会表示的忠诚使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深。
他与安妮·克劳福德女士的婚姻只会使他更加谨慎从事，并对自己的政府更加克尽厥职。”
值得注意的是，拉蒙特从未直接谴责过墨索里尼逮捕富米或指责他事先了解此事。
他好像给一位机智、中立和拥有一切权力的仲裁者写信一样。
在信的结尾拉蒙特说：“最后，在所有与您的会见中，由于您的宽容与仁慈，特别是由于您在会见时总显出的令人折服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我斗胆代富米向您提出一个急迫的个人请求。”
（12）
富米被捕后大约10天，摩根收到从梵蒂冈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富米已安然获释，并将被流放到瑞士。
对于拉蒙特来说，这个结局具有讽刺意义，17年来，他采用奉迎、屈从的手法，企图改造墨索里尼，然而这个独裁者却不给他留一点面子和一丝使他能聊以慰藉的幻想。
正如他用哀伤的笔调给在瑞士圣莫里茨的富米写的一封信里所表述的那样：“亲爱的尼诺，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美国和意大利将重为朋友。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大家将饱受剑与火、战争与痛苦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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