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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没有反坦克导弹，没有武装直升机，也没有现代作战坦克。
它们的核弹头安装在射程还不到4000英里的中程导弹上。
虽然中国海军排世界第三位（就人数而言，而不是就舰船数量而言）同样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它的两艘核潜艇都不携载导弹。
正像莫斯科的主要担心是北京这些目标的实质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主要军事忧虑还是来自于苏联。
北京最近通过外交努力，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成为莫斯科更为强大、更为灵活的对手。
中国同时和西欧——甚至是东欧——以及日本发展关系，在其两翼发展了对付苏联敌人的保护力量。
这种正在形成当中的格局惹怒了莫斯科。
苏联除其他事情以外，对于西方同意向仍声称“战争不可避免”
的中国销售武器表示惊讶。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还算接受，但这一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决不能形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反苏联盟。
一位研究美国政策的苏联专家乔治伊·阿伯托夫警告说：“你们不能通过寻求缓和妄图使中国成为像北约一样的军事联盟。”
一位西方外交家也发出警告：“我不知道到2000年时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中国是否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福音。
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威胁苏联的中国能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吗？”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使得美国与中国交往一个世纪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实现了一个轮回。
这一轮回有热情的迷恋，也有无情的掠夺，有一段充满可怜的热情，也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这一轮回开始于187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学院接受教育的第一批留学生。
正如艾奇逊主任所写，美国几乎没有哪一个乡镇没有为中国使命捐助资金和衣物……这也就培养了我们对中国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爱的那一部分，使得对后期的中国政策倾注了许多感情。
如果说美国方面有屈尊的慈善行为，那么也有受文化吸引方面的因素——双方都有。
实际上，从中国社会那里，美国人似乎发现了对革命的希望，这本来是从它们自己那儿移植来而自己已忘却了；而许多中国人则发现了美国社会的流动和开放所带来的毋庸置疑的欢悦，这与中国的自我反省和阶层社会是相对的。
现在关于中国，最吸引人的是这个社会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
没有人——甚至连所有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宏伟的试验会怎样结束。
政府似乎非常专注于现代化的任务，不愿对外界、也不愿对它们自己制造太多不和谐的声音，以免危及了这一任务。
中国问题专家一致认为实际掌权的是邓小平。
以他现在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对他的激进派敌人进行报复，但他仍然非常克制。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历来预计中国不会再出现毛晚年那样的思想意识斗争，而是出现一种务实的现代化形式。
巴尼特说：“极端强调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使这个民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会这样做的。”
不过，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向中国人民过高地宣传了他们的现代化计划，假如今后几年里没有明显的改观，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
谈到这一任务的宏大规模，政治局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怎样分配有限资源的艰难决策，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利伯塞尔认为：如果中国到1981年必须进口1000万吨粮食来养活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就几乎没有可能以它们预计的速度来实施它们的工业化计划。
利伯塞尔认为：“虽然当前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但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相比，邓更愿意以更大的代价——甚至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准则——来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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