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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的新教领导人丁光训主教这样描述共产党“统一战线”
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处是爱国主义。
他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同苏联一样，印刷《圣经》和传单，甚至开设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准。
对年轻人的宗教教育只限于在教会内部的小规模集会上。
事实上，中国新实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
相对于重开的教堂，还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仓库或兵营。
南京大学是6所设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校之一，该校举办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学术讲座时，有100名学生参加。
北京的一名年轻女工说：“……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它强调人类关系中的慈爱。”
对于那些着眼未来的城市居民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宗教信仰。
已经重开的教堂大多数位于城市，它们受全国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机构的管理。
这些机构和政府领导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密切协作——独立的教派已经被废止——丁光训主教是所有中国新教教徒的正式领导人。
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了180例深入的录音采访，在此基础上，它告诉《时代》记者翁兵，“**”
期间仍然有几万多座“家庭教堂”
，这些教徒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主流。
新教教徒比较适应世俗领导人的领导，他们开始在这些领导人的家里举行礼拜式，通常是在夜间。
教众在礼拜式上共同学习凭着脑子记下来的《圣经》故事和圣歌，没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这些集会。
这种的礼拜式导致出现了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因此它对于恐惧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丁光训主教最近正式承认了所有的农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够逐渐将它们统一在自己的组织之下。
中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很复杂。
中国的41名主教中只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的。
其余的33名是中国的教士选举产生的，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他们都是政府批准的天主教爱国协会的主教。
在这样一种教会分立的形势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73岁的多米尼克·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经过培训的耶稣会士。
尽管唐是梵蒂冈任命的，一直对教皇很忠诚，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协会。
今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期间，谈到了中国。
他说，“无论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它们都是属于过去。”
富有深意的是，教皇并没有冒险激怒中国。
他没有向中华民国派遣罗马教廷大使，也没有指派红衣主教继任已经过世的南京保罗红衣主教俞平（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教皇断然将台湾的宗教领导人称为“台湾的主教”
，而不是中国的主教。
梵蒂冈内部人士相信，他将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以换取同大陆恢复关系。
但是，中国对教皇在菲律宾的讲话反应很冷淡，“爱国协会”
的主教可能会怠慢罗马教皇，拒绝梵蒂冈的建议。
即使能够解决现在的主教的地位问题，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也不会让远在罗马的教皇委任以后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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