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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
而如今，各个家庭却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了。
有一些家庭成员还从农活中解放出来，干其他能挣钱的活。
比如，君潭生产队的一个妇女通过给其他家庭做衣服，每年可以挣到235美元。
而现年34岁的木匠刘章英（音），也通过为其他农民家庭制作木制家具，挣到了212美元。
他解释说：“以前，我必须把做木匠活的收入的一半上缴，以挣得工分，以此来换取我的粮食份额。
而现在，我能够保留做木匠所赚的一切收入。”
刘和他家将耕种一英亩地的收入和做木匠活的收入合计起来，一年可以挣得1200美元。
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的报纸同样也在宣传着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在过去的3年之中，年平均收入以每年10美元的速度增长。
而与之相比，前些年的年均增长还不到2美元。
在沿海的福建省，农民们已开始用自己的资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如脱粒机、小型拖拉机，甚至是用来打鱼的摩托艇。
当以前还在强调集体主义平均共享时，可不会有什么能够刺激他们去这么做。
在东北的辽宁省，这种新政策削弱了独裁的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因此据《人民日报》报道，现在在那里“打骂公社成员的现象少了，盲目指导、强制命令的现象少了，不参加体力劳动而瞎转悠的现象少了”
。
《人民日报》亦称，在地处北方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由于农民们对从事个体生产有着巨大热情，因此他们把本来留作儿女嫁妆甚至是用来给自己买棺材的钱，拿来购买化肥。
然而，新的制度也已经导致了一些问题。
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效率，使中国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力。
据估计，在农村劳动大军中，有30%的人剩余。
此外，中国的农村改革承认，当人们能够把个人所得利益视为直接结果时，他们会干得更卖力。
这虽然大受欢迎，但也是姗姗来迟。
在强制实施的集体主义政策之下，国家不断地鼓励农民们遵循乌托邦式的准则，例如“爱社如家”
。
在现在这个更为现实的时代，中国的农业官员承认，这种准则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如人意的。
即使是目前，85%的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00美元。
北京的农业部官员刘序瑁（音）承认说：“过去的发展速度的确不是很快。”
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已经开始加速了，因为中国又允许农民吃小锅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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