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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
现在的“三大件”
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
“想想看吧,”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道,“住在贵州省中部的人现在能看到晚间新闻,看到贝鲁特和纽约的电影。
而3年前,居住在对面山上的人他们还一个都不认识。”
邓小平说:“一些人要先富起来,然后其他人再跟着富。”
邓小平们精心为之提出了依据: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财富本身没有错,马克思谴责的是靠剥削其他人劳动得到的财富。
用从前的一句口号来说就是“致富光荣”
,作家奥维尔·谢尔曾把这句口号作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激烈的论争,讨论什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企业出售股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吗?一位理论家回答说符合,只要股票是被职工买去,如果是集体企业的话,被乡邻购买(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出售股票了)。
企业职工和乡邻们可以相互买卖股票吗?“这还有待研究。”
一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甚至说,既然马列主义是科学,那么非党内人士也应该有重新审视它的权力。
他说:“科学属于大家。”
奇怪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莫斯科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对邓小平的改革表示反对。
他们私下里害怕如果改革成功,中国将会成为更强大的军事威胁。
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的报纸杂志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只发表了温和的原则性疑虑。
苏联如果希望和北京继续搞好政治关系,必然不能指责北京的改革。
莫斯科的一位亚洲外交官说,苏联人“还想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万一5年后,他们也想亲自尝试一下改革。
苏联人可能不会把资本主义引入经济特区,但他们可能对受一定控制的市场体制感兴趣。”
高度工业化的苏联会从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学到什么东西吗,苏联官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
但是他们至少对中国的改革很好奇,从某些方面看,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
阿切尔·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美国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大公司)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经常到中国来。
他1984年去莫斯科,同当时主管苏联农业的戈尔巴乔夫私下谈了两个小时。
“他对我告诉他的关于改革的事非常好奇,”
安德烈亚斯回忆道,“他尤其想知道中国与外国公司建立的合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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