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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以佐治亚州众议员埃德加·詹金斯命名的詹金斯议案。
詹金斯议案要求限制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纺织品进口数量，并且在国会两院得到通过，但是里根把它否决了。
然而，对中国在世界上将要发挥的作用的种种推测都建立在两个关键的先提条件上：邓小平的改革继续并且推广下去，还要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产生预计的效果。
可是，目前看来两者都无法肯定。
邓小平自己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他对《时代》记者说，“其他路只会走向贫穷落后。”
在共产党9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许多改革的支持者被提拔到党和政府的中高级职位上。
……
更深入的问题是邓小平和他的下属能否进一步解放市场，使之正常运作。
66岁的沃纳·格里希是西德的一名经理，受聘管理武汉一家国有柴油发动机厂。
他发现这个工厂和许多中国工厂一样，人员严重过剩。
“如果我辞退700人（总共2140人），我们的产量还是一样多，质量则更好，因为我们的资金多了。”
他说。
但是他失望地辞职了，因为管理者不允许他辞退职工，不允许他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改革。
“铁饭碗”
，即终身雇佣制这一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上海的一位高级经济干部这样解释为什么至少要保留一些生产配额：“我们当然不能给每个工厂都放权，让它们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
如果所有的服装厂都生产牛仔裤，没有一家生产上衣，那该怎么办？”
资本主义的回答是自由的价格体制会防止出现这种现象。
牛仔裤的价格下跌，上衣的价格飞涨，许多牛仔裤生产商会丧失全部财产，他们会乐意转向生产上衣的。
但是中国的改革者们看起来不愿让价格自由浮动，用这种方式指导投资决策。
最棘手的难题是中国能否取得邓小平努力创建的相对自由的经济，同时不削弱马列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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