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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其他城市可以造新工厂，上海则不一样，它已经有几百家老工厂，对它们很难实行改造革新。
工人们几十年来习惯了旧的生产体制，因而不愿学习更有效率的新生产方法。
“上海是个难啃的骨头，”
市里一位领导说，“它庞大，傲慢，又陈旧。”
用这几个形容词形容上海6000人的官僚机构是很恰当的。
政府机构有时好像在阻挠改革，而不是在促进改革。
其他城市已经成功地分散了市政机构的权力，上海依然保持高度的中央集权。
一位西方人这样形容臃肿的市政府：“上海有聪明的脑袋，稳健的双脚，但是肚子太臃肿了。”
厂长们抱怨市里要他们上缴的税收增加了，却不给他们权力推行改革，而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市里下达的任务。
“权利和义务应该结合在一起，”
一家灯具厂厂长牟德庆（音）说。
然而行政机关似乎不喜欢邓小平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
“就业率是极其重要的，不应该掌握在厂长个人的手里，”
上海一个经济部门的高级领导说。
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邓的改革会削弱政府行政干部的权力。
“如果让厂长决定工资、奖金，我们就会失去权力，”
这位经济专家说出了心里话。
江泽民市长意识到不首先处理城市的问题，上海就难以实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
江说首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
。
他的前任，担任5年市长的汪道涵向中央反映过上海的困难，使江泽民更容易实现他提出的目标。
1984年年底，赵紫阳视察上海时，批评上海的经济发展太慢。
汪市长回答这是由于上海几乎把所有的税收都交给北京，只留下14％。
赵紫阳允许上海1985年留下23.5％的税收，1986年则增加到25％。
江泽民很清楚仅仅依靠制造业，上海将难以发掘它的经济潜能。
中国各地都建设了工厂，上海不能再指望从遥远的省份获得生产原料。
1984年年底，高级经济学家和规划制定专家为上海起草了发展的蓝图，重视高科技产业、银行业和远洋航运。
2月，北京批准了一项地区性规划，把上海置于中国东部城市商品销售服务网的中心位置。
一些上海人认为这个决定反映了中央相信上海能完成邓小平的殷切期望。
江泽民看起来对成功充满了信心。
“遇到困难时，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应该勇往直前，毫不退却，”
他挥动着手说。
历史证明江泽民的乐观是有根据的：在过去的100年里，上海对经济刺激反应灵敏。
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繁华使它赢得“东方巴黎”
的美誉，现在它的风华虽然几乎**然无存，但是在上海重要的购物街，繁华的南京路上，仍然能看见驱动它前进的精神。
这里的商店以汇集全国各地的商品而驰名中国，购物者熙熙攘攘，人来人往。
服装、鞋子和其他地方产品货源充足，还有索尼盒式录音机、卡西欧计算器。
任何一个像上海这样繁荣昌盛的城市都有十足的把握预言邓小平的改革必定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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