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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被占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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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耕地面积正在像沙漏里的沙那样慢慢消失。
商用土地和建房用地的价格高得惊人。
这可能是在城乡规划方面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
这是休斯敦的情况吗？休斯敦执行的就是对土地采取不干预政策，其结果已使得那里出现了要么好好利用，要么不好好利用，甚至很糟糕的局面。
不过，这是中国农村的情况。
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每年要失去120万亩耕地，这是由于市区在向四周扩展延伸造成的。
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广东省，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只剩下18亩了，同美国郊区居民庭院所占面积大小差不多。
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农业专家说：“在中国，人民基本可保住温饱，但距丰衣足食仍有距离，因此不能那样浪费耕地。”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同样表明了这一事件的严重。
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而它的人口却占全球总人口的23%，所以，中国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个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估计在本月将通过一法律，将第一次对土地的使用做出规定。
几项最根本的规定中的一项，就是将允许对工业和建房用地征税。
农、牧、渔业部副部长相重扬（音）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在我们国家，对于非农业用地一直处于基本上免费使用的状态。
这种做法不是合理使用土地。”
根据法律，中国的所有土地（它的所有农产品产量也一样）都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
虽然一些农民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但其他人对搞事业，如建筑承包感兴趣。
农民开始从事非正式土地交易，用土地去换钱。
1984年，北京官方鼓励采取这样的做法，即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土地（包括长期使用权），同时，明确准许个人之间可转让土地的出租权。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耕地集中在那些有更大兴趣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手里。
这项规定已经引起了某些出乎意料的后果。
许多农民放弃农业，转而去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那些本来用于播种水稻的土地上建筑房屋。
去年年底，福建省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严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在耕地上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
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引起一场活跃的土地所有权的地下交易，北京的一些官员、农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也卷入了这场交易。
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贵州省的一个县有236户从事土地投机生意；参加这些交易的差不多都是党和各级政府的官员。
例如，该县农业局的一名退休的副主任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了18耕地来建房，随后他又从出售这些房屋中获利1875美元。
同样使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在转让房地产方面煞费苦心地搞出的那些办法。
北京出版的《农民日报》斥责说：“在有些地方，（买卖土地）完全是按旧社会的那套方式进行的，买卖双方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在买主讨价还价成交之后，他还要大摆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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