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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希望避免随着人口重大变动而产生的一些问题。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琴恩·普莱比拉说：“他们不想出现像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
计划工作的重心是一项双管齐下的政策，目的在于控制城市人口扩张和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
。
中国大陆人口转移的动力是邓小平的农村改革，这些改革准许农民在完成国家所定的数额之后，将所能生产的一切多余产品在公开市场中出售。
土地虽然仍被视作公有财产，但农民将土地使用权私自转让已有10余年之久，而且这种做法亦为政府所默许。
这样，愿意耕种的人便有了较多的耕地，对其他行业有兴趣的人则可转营新的工作。
结果，农业生产自1979年以来每年跃增6%至8%。
城市工资平均比农村多一倍，农民就是受到这样的工资引诱前往城市地区。
不过，在小城镇中如果想找到工作、获得居住权和领到粮票，还是需要取得户籍。
在政府较为宽容的新政策下，许多人都获得一年或两年期的城市暂住证，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出售剩余的蔬菜，采购供作转售的货物，或是以合同工人的身份从事工作。
这类人加上过境的人和进城工作的人，构成了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的所谓流动人口。
人口不断流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有利也有弊。
以上海为例，为数估计达26万建筑工人的涌入，有助于它完成庞大的建屋计划。
但是，上海的街道本已拥挤不堪，新添居民造成解决不了的交通挤塞难题。
一个公安局的警察说：“我们不再有交通繁忙和稀疏的时刻，只有繁忙时刻。”
更令人担心的是移居者对政府造成的重大财政压力。
中共虽然推行了一些自由市场的措施，但政府仍然对人民提供差不多从生到死的照顾。
在北京，为解决新居民每年在住房、粮食、水电、教育、医药和交通方面的费用，政府即须负担约10723美元。
犯罪和失业越来越普遍。
1987年秋天，北京一个区的警方在一次扫**与外地移民者有关的投机倒把活动后，逮捕了300名流动小贩，另处以罚款者2377名，驱逐出境者2989名。
为减低中共所谓“都市病”
的不良影响，政府自1984年起正式鼓励乡村和中小型城镇发展工业。
到今天，已有大约7000万人在1000万中小企业工作。
许多这类工厂的员工只不过一二十人，他们制造的消费品、简单纺织品、砖瓦、水泥和肥料，1987年几乎占中国大陆总产量的20%。
这种改变，已经建立了一个茁壮成长中的工业与服务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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