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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进出口贸易收益、引进外资、股市、建筑业、服装零售、夜总会等各业的消息加速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数百万的中国人“下海”
经商。
一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的自由权，现今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欲望——自由选择职业、去外资企业应聘等。
兰德咨询公司乔纳森·波拉克说：“成功孕育着成功。
在全中国都登上改革的列车后，再停车已难上加难了。”
然而，改革仍不够全面，现在仍主要局限于南方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
在甘肃这样的内陆省份，许多人的生活勉强维持温饱，一些人仍住在窑洞里。
在西南部贵州省的一些偏僻地区，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农民“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逝世，不知道**已经结束，更不知道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
。
然而，沿海地区和城市总是社会革命的温床。
这一切中，令人吃惊的是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发展如此之快。
去年，四川省会成都市出现成千上万的蝶形卫星电视接收天线。
西方人波拉克感叹：“成都一夜之间就地球村化了。
这些变化对几亿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有，别处有，到处都有。”
新兴的深圳和其他经济开发区，产生越来越多的“大款”
，这给中央政府提出一条实际的选择：尽量放宽特区的特许自由。
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起8700个“开发区”
，一年前只有117个。
驻北京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说：“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大大超过戈尔巴乔夫或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
上海市外贸委员会副主任说：“再把门关上已行不通。”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与邻国和西方国家竞争太着急了。
房地产公司占用耕地过多，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农业生产技术的用武之地，在家乡农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
这些贫困的农民沦落为“盲流”
到外地谋生，目前总人数已高达1亿，这个自由的人口群体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总数。
密执安大学学者肯尼思·利伯瑟说：“这个人群总人数有潜力发展到2亿甚至更多。”
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同时，犯罪、娼妓和吸毒人数在新兴城镇迅速上升。
政府官员是否比过去更公开地腐败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暂且不论。
不安定因素主要有两个：通货膨胀和贫富两极收入差距加大。
如果信用扩张、股市投机、房地产公司的气泡破裂，那么北京政府应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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