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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中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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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会成都市,今年春季的一个星期里,人们庆祝在成都会议中心召开的全国酒类食品类展销会。
5年前,像这样举办商业活动是不可能的。
经济的飞快变革产生各种潜在的不稳定混乱和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释放出巨大的进取心和动力所产生的力量。
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拉大了城乡人民收入的差距,驱使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由此加剧了地方自治和地区本位主义的新离心力量,它不断削弱中央集权的力度。
成都市内每天多达3万人聚集在此交易近50家设在四川省的企业的股票。
这个新开的股票市场未得到北京承认,但当地政府因为有钱可赚不能不管。
他们提供场地,参加交易的人员入场付门票0.5元。
一位省政府官员说:“我们有我们自己规定的条件和要求。”
事实上,改革的速度和范围可能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
当北京想要控制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内,担心会由此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而四川和其他省的领导都不理睬这个目标。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近日曾对香港听众说:“广西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
下放经济发展的决策权给地方官员一个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机会——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抵消改革的目标。
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全国各省市县去年一年相继建立8700个“经济开发区”
。
其中不足真正用于开发工业生产的2%,绝大部分开发区实际上为房地产投机炒作提供了机会。
典型的情形是:当地政府建立一个开发公司,抱着将来出售工业园区的希望,建起居民居住小区和其他配套设施出售给外地人。
开发区的这类高额消费的一个结果则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不足。
自从1989年起,数百万的农民每年向国家出售农产品,得到的却是“白条”
,当地银行缺少足够现金兑付。
今年年初,四川省的农民曾发生短时期的骚乱,原因类似于售粮打白条的现金流通问题,当地邮局不能兑付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回家的汇款单。
中央政府已下令彻底解决此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另外,对农民的卡压比过去加剧了。
自1990年以来,谷物的售价实质上已多年不调整,而化肥、农具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
由于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越来越不满,现在的担心是:除非农民能得到合理的收入,农业生产有可能大幅度滑坡。
在3月召开的人代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警告说:农民的不满“可能对农业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
。
政府已决定下一年度拨66款亿元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化肥补贴——以扭转这一局面,但没有人相信仅靠投资就能改变农民的境遇或阻止农业经济的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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