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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位于苏州的东边。
现在,同类机构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市郊陆续成立。
到目前为止,在这些“科技园”
中,海外归来的游子们运营着超过1000个企业。
暗淡的开始之后,在西方受教育的华达创始人决定建立一个科技园,选址在北京机场附近的空港工业发展区。
他们享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低租金和优惠的进口待遇,从而可以把资金大量投入到昂贵的设备中,以及提供国内企业望尘莫及的高工资。
仅仅一年之内,华达从30人扩大到200多人(今年年底有望达到300人),成为人类基因项目的第六大合作伙伴,与著名的英国三格(音)中心、日本的Riken基因科学中心齐名。
张孟说:“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机构中工作,对刚毕业的博士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机会。”
尽管他们目前的收入还比不上在美国,研究院的年轻研究员们却有机会从事高水平的研究。
在西方,这类研究一般只能由高级研究员进行。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美国是由年龄两倍于我的人做的,”
胡松年说,他目前正负责该机构的一个生物农业项目,“年轻的时候,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许多科学家也说,有机会针对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来解码人类基因,使他们感到很兴奋。
西方基因实验室倾向于研究如何战胜糖尿病或心脏病等疾病,但中国人易患胃癌等恶疾。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解决自己国民的问题的机会。”
袁隆平说。
他目前正研究一个高级杂交水稻基因计划,能令数亿中国农民受益。
除了科学知识以外,“海归”
们还带来了别的东西。
在科学知识的教学上,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一样经验丰富,但据“海归”
们说,中国学生缺乏在实验室环境中与人沟通的技巧。
“我在海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何与其他研究员合作。”
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念生物化学的张力(音)说,“在中国,科学家们受的教育是:只管自己的研究就行了,所以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新研究员把他们的实验室合作技巧传授给国内毕业的技术员,结果华达的效率要比国内其他科学中心高得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愿意回来。
去年中国有5万人到美国念书,其中学成回国的可能不到一半。
胡松年承认,如果他已经成家,要把家人安置在他简朴的寓所中,他也许会有所犹豫。
“但我还年轻,”
胡松年说,“年龄大的人所不愿意抓的机会,我可以抓;他们不愿意做的实验,我可以做。”
下一代科学家真幸运,中国终于也准备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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