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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人事任免就不说了吧，这几乎是任何一个新上台的领导人都会做的，只不过张居正的幅度比较大，把曾经弹劾过太监冯保以及对他和冯保勾结提出异议的干部清洗殆尽，随后又把诸如杨博、朱衡、葛守礼这些不好驾驭的干部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这是可以理解的。
人治官场，手下的干部用起来是不是顺手很重要。
张居正一上台就着手清洗，和他取得权力的不正当性有关，和改革无关。
整饬吏治倒不是哪个领导上台都做的，张居正想做，也敢做。
他对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太祖皇帝领导时期的吏治——效率和纪律，心向往之，希望通过努力，恢复到建国之初的局面。
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考成法，这是张居正治国理政的撒手锏。
既然是“法”
，那就是创制、改革咯！
未必。
简而言之，从行政管理的技术层面看，考成法就是明确节制关系，事有稽核。
这对于强化责任、便于考核，提高行政效率，很有效果。
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考成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文明成果有什么最值得肯定或者说继承的话，那恐怕非言官制度莫属了。
对此，孙中山先生做过很系统的阐述，他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而言官制度在明代最为发达、最为典型。
明帝国以皇帝昏庸荒唐出名，也以言官厉害闻名。
言路，一向被视为政治是否清明的晴雨表。
所谓言路，主要就是言官也就是“议员”
表达意见的渠道是不是畅通。
从制度上保证开言路的，就是言官直接向国家元首负责，是皇家的“议员”
，专门对付政府和政府高级干部，使得政策举措符合舆情，个人操守不致有亏。
当然，他们有时候也对国家元首很不客气。
因此，言官机构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不受行政机构的节制。
可是，张居正的考成法从体制上把“议员”
置于内阁的节制之下；从效果上基本消除了“议员”
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因此，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说，这不是改革，是政治上的倒退。
和当时社会多元化、政治宽松度增加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无论是从行政管理上还是政治上说，张居正的思路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就是内阁节制六部。
倘若他敢于变相突破祖制，实现内阁对六部的直接节制，才是真的改革，偏偏他把监督制约机制给变相消解了，就成问题了。
应该说，在整饬吏治问题上，被张居正推翻的前任高拱才是有大思路、真措施的改革家。
比如，高拱以“公开”
作为防止用人腐败的重要撒手锏，在推荐的程序、参与人员上，都打破常规，开了先例。
又比如，有鉴于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体现在用干部上就是只重进士出身，高拱提出进士、举人只是入仕途门槛时有区别，进入岗位后，提拔时就要论政绩而不能论出身，并着手设计有关的制度。
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选出了一批杰出人才，像殷正茂、张学颜、王崇古、潘季驯等，在张居正执政时代，继续发挥作用。
高拱还有进一步改革的设想，比如，他认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的惯例应该打破，有基层经验的一步步上来更有利于治国理政；再比如，他对官场上轻视理财干部培养很有看法，设想对理财干部的选拔、任用及户部的机构与编制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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