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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骨髓移植是很痛苦的手术。
实际上，它就像输血一样，把我妹妹的骨髓设法移植到我的骨髓中。
在手术过程中，有些步骤是极为难受的，但有一种对创伤的失忆症，因此，手术完成后，你就几乎把痛苦全忘了。
哈金容许病患自行服用止痛药，包括吗啡的衍生物等。
因此当我痛到忍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立刻服用止痛药，这使我能够忍受整个疗程。
从亲友处受益与医学进步
在治疗的末期，我身上的白、红细胞都是凯莉的。
因此，我的这些细胞中的性染色体都是女性的XX型组合，而非男性的XY[30]。
我全身的血液细胞和血小板都是女性的。
我一直在等待凯莉的某些特殊爱好出现在我的身上，比如骑马，或者连续去看好几场纽约百老汇剧院的话剧或歌舞剧等。
可是，这些爱好始终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
安和凯莉救了我的命。
我永远感激她们对我的怜悯及爱心。
从医院出来后，我需要摄入种种药物，需要人看护，包括一日数次的，从上腔或下腔静脉注射药物。
安是我的“指定看护人”
——日夜按处方给我服药、换绷带和药膏、测试各种生理功能（如脉搏、呼吸等），以及给我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我终于能了解人们所说的，一个孤孤单单的病人回到家，他的存活概率要小许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能活下去的原因来自多年医药方面的研究成果。
有些是应用方面的研究，其直接目的是医治或缓和致死疾病的病症。
有些是基础研究，目的是理解生物的构造和机能——其结果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实用益处，但一般是偶然发生的重要发现。
我也从康奈尔大学的健康保险，及安加入的美国编剧协会的（适用于配偶的）健康保险中受益。
编剧协会是电视剧、电影之类作家的组织。
在美国有上千万的人没有医药保险。
如果今日我们处于他们的处境中，我们会怎么办呢？
在我的著作中，我经常尝试着去证明，我们与其他动物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让动物受苦是多么残忍，在伦理上是多么不道德。
可是，就如托马斯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的：“如果不用动物来做医学临床方面的实验，我们就无法发展出骨髓移植的技术。
我们一般先在同种的啮齿类动物上做实验，再用在育种（养育配种的）动物身上，特别是狗类。”
对此，巨大的矛盾在我内心交战着。
如果没有用动物做的实验，我绝不会活到今日。
就这样，我的生活重回正轨。
安和我迁回我们以前居住的纽约州伊萨卡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我完成了几个研究计划，为我的新书《魔鬼出没的世界》进行最后的校对工作。
我们遇见了罗伯特·泽米吉斯（BobZemeckis），他是华纳影业公司的导演，正在导演根据我的小说《超时空接触》（tact）改编而成的电影。
这部影片的脚本是安和我共同撰写的，我们也都是制片人之一。
我们开始商洽一些新的电视及电影计划。
我也参与了伽利略号宇宙飞船前往木星探险和木星相遇时的初期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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