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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某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
不过，在学习之初，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只能随着学习的深入，才会逐步意识到两国的差异。
所以，在学习日本的热潮中，日本的经验最为中国人所看重，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想知道的是日本“变政”
的经过和内容。
所以这段时间最先流行的是《日本国志》和《明治维新史》这样的东西。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康有为的话，在他看来，中国要想由弱变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
日本就像中国维新的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
“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
正因为如此，康有为详尽而不无篡改地编辑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经过的《日本变政考》，逐条、逐事地向光绪介绍“日本经验”
。
这本书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他和他的长女康同薇一同收集的原安之的《明治政史》、坪谷善四郎的《明治历史》、木村芥舟的《三十年史》等日本史学著作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学习日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更方便地学习西方，更实用地掌握西方。
甲午后第二年，光绪在一份上谕中说：“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唯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足本，何患不事半功倍。”
这段时间，大量的日本翻译西方的著作被再次翻译成中文引进。
不少士人还积极地学习东文（日语），力求直接阅读日文书籍，由于那个时代的日文汉字颇多，如果不追求所说，仅仅是阅读，很容易达到目的。
当时黄遵宪、孙宝瑄还有孙治让等人都变成了“东文通”
，孙治让还打算办一个“东文馆”
，并托人“延一华友精通东文者为教习”
。
康有为自己虽然不学“东文”
，却让他的长女康同薇学。
并由她协助于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
据统计，在1850—1889年间，从日文翻译著作占总翻译著作的15.1%，而1902—1904年则占到60.2%。
而在中间阶段的1895—1898年，可以肯定只会比15.1%的比例高。
这段时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中，有不少是从日文转译的，有些还出自日本人的再编辑，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冈千仞的《美利坚志》等等。
康有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大力引进“东学”
，是缘于他1879—1880年间的两游香港，那时他邂逅一乡人陈焕鸣，陈氏精通英文，才华出众，曾受聘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后弃官隐居于香港。
他在日期间，收罗了不少日本所翻译的西学书，这些书籍被应邀至陈家的康有为看到。
于是，“吾（指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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