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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一形式，我马上就要讨论他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甚至会认为，非理性的动物也是有自由的。
但是，即使自然主义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仍试图证明：人类自由并不意味着人类本性与其他动物的本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鸿沟。
正是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延续性，才催生了自然主义相容论。
本章将探讨理性主义如何导向相容论。
第四章将研究这条与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自然主义路线。
理性主义相容论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自由似乎取决于我们具有的实践理性能力。
要想真正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至少要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深思熟虑的指导和方向。
这意味着，我们要具有按照指导和方向行事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想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必须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的理由，是在某一具体情形下必须为之的。
自由要求一个人能运用理性判断哪一行动是最佳的，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采取行动。
因此，自由是与深思熟虑和做决定的能力紧密联系的，而这些能力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能够理性地行动。
深思熟虑并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确保我们最终执行正确的自愿行为：理性合理的自愿行为，而不是相反的行为。
也许，自由作为一种伴随我们实践理性能力而来的力量，同样也是理性能力。
做一个自由行为人，就是做一个理性的行为人。
在此情况下，既然自由行为人就是理性行为人，我们的自由和理性就不应该发生冲突。
但是，这种认为自由只是理性的表现，认为自由和理性是一样的观点，与不相容论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不相容论意味着自由和理性肯定是冲突的——这点我们下面将要讲到：如果不相容论是成立的，那么，自由就不可能等同于理性。
举个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件最明智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吃一种药，尽管这种药难以下咽，但它却能治好我所患的一种特别严重的疾病。
所有其他的选择，比如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法，或者根本不治疗，显然都不如吃这种药明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越具有理性，我不吃药的可能性就越小。
毕竟，一个行为人的非理性，只不过是一种不做明智之事却做愚蠢之事的倾向。
我越是不理性，这种倾向就越明显；相应地，我越理性，这种倾向就越不明显。
最终，当我具备完全的理性时，这一倾向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那么我就绝不会做出不明智的事来。
所以，如果我是完全理性的，那么，首先我必须充分认识到，服药是正确之事；然后，既然服药是正确之事，我就必须把它落实到行动上。
在此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愚蠢之事。
我的理性决定了我要做明智之事。
如果我的理性确实让我服了药，用不相容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怎么还会有采取其他做法的自由呢？假设我具备完全的理性，如果我的病需要治愈而且只能通过服用这一药物来治愈，我就必须立即认清这一事实。
我必须服药的认知，一定是我必然产生的认知。
我的处境必然会决定我应该做什么。
我有什么样的认知，必然决定我应该做什么，让我坚持这一决定并执行它。
一旦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做什么，就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
但是，当我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时，我还能自由地做出其他决定，并将其付诸实施吗？不相容论认为，自由的前提是：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不是被因果律预先决定的。
但是，完全的理性，似乎恰恰意味着一个人的决定和行动是预先决定的。
在此情况下，如果不相容论是成立的，那么我越有理性，所能拥有的自由就越少，就越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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