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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与吕安在山阳以灌园所得，供酒食之资。
嵇康是竹林派中唯一服药而又饮酒较少者，但他醉时，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世说新语·容止》），高大白皙的身躯摇摇晃晃，煽情得很！
在这以前，人们虽然也饮酒，但由于文学尚未独立，酒也没有被当作手段似的大量醉酣，所以酒与文人并没有特别的因缘。
汉末，随着文学逐渐独立，名士纵酒者日多。
如孔融经常感叹：“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甚至写有《难曹公制酒禁二表》为饮酒辩护，措辞激昂，终致弃市。
八俊之一的刘表，专为饮酒做了三种酒爵，大号七升，中号六升，小号五升。
客如醉酒卧地，就用带针的棒子去刺，看其是否真醉（见《全三国文》卷八魏文帝《典论·酒诲》）。
如果是伪醉，则拉起来罚饮。
但在程度上，饮酒还没有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还没有成为他们的最主要的特征。
只有在竹林七贤的酣饮论道之后，酒才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
，酒也才成为封建文人的标志。
因为竹林名士的文辞谈笑、举手投足都带有浓郁的酒香，我们尽可以将他们追谥为“饮酒派”
；然而，“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竹林名士纵酒的目的何在呢？
如果说，正始名士服药的目的是追求生命的长度，是为了长寿，那么，竹林名士饮酒的目的则是追求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饮酒与宴乐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商纣造酒池肉林，就是一个证明，曹植《与吴质书》更直率地宣称饮宴弦乐为“大丈夫之乐”
：
愿举太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
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巵；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但是，考察竹林名士的酣饮，透过一派杯觥交错、长啸高谈，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魏晋时儒学独尊的地位已经崩溃，儒教礼制逐渐解体，这种思想的解放的局面带来了人的觉醒。
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愈益热恋宝贵的生命，而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
死到底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千古之谜。
因为任何其他的人生难题，都可以通过科学的不断进步获得解决，而我们却无法让死者复生，回答人类关于死的疑问。
六朝知识分子对此亦陷入深深的思虑之中。
魏晋六朝名士们是深情与智慧兼具的。
他们的深情偏重于悲哀，嵇康《琴赋》说：“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
而这种悲哀总是与人生、生死的思考相交织，从而达到哲理的高层。
这种对生死问题的思虑，在正始名士则体现为服散修炼，祈求生命的长度上。
然而道教的服食求仙，并不能使所有的名士都接受。
曹操说：“痛哉世人，见欺神仙。”
（《善哉行》）曹植说：“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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