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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40来岁的村主任乔文森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是红寺堡第一个尝到种葡萄甜头的人，后来村上的百姓也尝到了种葡萄的甜头。
“葡萄丰收的第一个年头，村上一下买了几十辆汽车，现在平均每家都能达到年收入几十万元。”
“中圈塘村是红寺堡葡萄的发源地，但现在的红寺堡葡萄种植面积已经多达10万亩，而且不再是农民们散种了，而是投资商进行规模种植和开发红葡萄酒生产相结合的葡萄生产基地。
你相不相信，我们这儿现在仅开设的酒庄就已达28家了！”
这时，身边的“葡萄王”
王青山朝我耸耸肩，意思是你北京人可不要小看我们红寺堡噢！
“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便在他的引领下到了一家叫“江达酒庄”
的地方。
酒庄老板叫常亮，宁夏人，原本做房地产生意。
2013年，他见红寺堡种葡萄热火朝天，于是丢下原本的生意，来红寺堡投资种植葡萄园和开酒庄。
常亮的酒庄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雅，想象不出在中国几乎是最贫困的“不毛之地”
上，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现代化酒庄。
站在他的酒庄凉廊上，举目是一片不见边际的飘香葡萄园，身后是一个集酿酒、贮酒于一体，兼以红酒为主题的旅游博物馆、餐饮和住宿配套的城堡，让人除了感慨便是感叹。
“我的酒庄有7600亩葡萄园，所酿红酒有10个品种，全部销往一线城市。
葡萄园一年用工达3万多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他们在我这儿有两份收益——土地租用收入和务工收入。
所以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叫我‘红老板’！”
1969年出生的常亮谈起他的葡萄园和酒庄时，未饮红酒却有些酒醉似的兴奋。
“我们的葡萄产业能有这样健康的发展，还得说到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好处哇！”
红寺堡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志东抢话说，“移民们种葡萄的积极性上来后，酒庄酿的酒也多起来了，可酒销到哪儿去？能销到什么价？这又是新问题。”
对啊，你们怎么解决呢？我用眼睛问他。
杨志东抹抹嘴，得意道：“我是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派往福建泉州去挂职学习的干部，就说说这一年中为我们红寺堡红酒干的事吧。”
他说，福建那边开放程度高，喝红酒的人也多，所以他挂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销宁夏尤其是红寺堡产的红酒。
“我在那边通过当地政府的支持，利用供销社的地盘，建了一个闽宁特产馆——400多平方米，推销我们红寺堡和宁夏的特产，尤其是红葡萄酒，生意不错。
后来福建方面对我们宁夏的事特别支持，甚至连省里的领导也在公开场合讲：中央的八项规定不能违反，但工会、机关等政府和公家单位在采购时，要优先选择宁夏的产品。
这么一号召，我们的红酒和其他产品的销量一下增加很多。
后来我又开了一个福建省闽宁园文化传播公司，专门宣传红寺堡和宁夏的商品。
这么一年下来，红寺堡红酒的声誉在福建各地几乎无人不晓，销路大开。
市场好了，家乡的农民种葡萄的积极性更高了，酿的酒质量也更高了。
葡萄种好了，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现在玉米、黄花菜、土豆等也都越种越多、越种越好。
土地熟了，生态好了，树木花草也茂盛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的家园自然而然也美丽了！”
是啊，今天的红寺堡，你怎能想象得出它在20多年前竟然是个除了黄沙和戈壁之外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
扶贫和脱贫的伟大战略和伟大战役，让沉睡的大地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巨变，能谱写这一传奇的也许只有中国。
其实也就只有中国。
戈壁滩上建起的红寺堡生态移民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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