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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市舶使是一个有权势的阿拉伯人，名叫蒲寿庚。
他的先辈在1200年左右从广州搬到泉州，他自己则在1266年左右成为泉州的市舶使。
在南宋漫长的衰败期里，蒲寿庚同时还担任安抚使，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指挥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与当地权势之家控制的民兵组织互相助力。
此时的蒙古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华北地区，他们还派海军向华南地区发动了断断续续的进攻。
1276年，蒙古人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临安，幼主赵昰逃至泉州。
在那里，蒙古海军对宋朝发起了最后一击。
蒲寿庚预料到蒙古人会胜利，于是选择变节（可能是在1277年），他还杀死了一些居住在泉州的宋宗室成员。
这艘不幸的船似乎就在这个时候满载着所有货物回到了泉州。
这艘船是在泉州附近的一个浅水湾被发现的，船体没有受损，没有迹象表明船上有人死亡，也没有迹象表明船发生了泄漏。
确实有人曾把桅杆和水面上所有木头都移走了，但大概是为了出售或用作燃料。
由于这艘船装有这么多珍贵的货物，它极可能是被故意弄沉的——或许是因为船长意识到蒙古人已经推翻了宋朝皇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沉船上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取走这些货物，就像东欧那些被埋藏的银币一样，在考古学家发现它之前，这艘船一直保持着原样。
马可·波罗报告说，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都要为“包括宝石和珍珠在内的所有货物支付10%的税，也就是说，每件东西都要缴什一税”
，这与宋朝官员在公元960年开始征收的十分之一的关税相同。
“租用船只的费用，也就是运费，小件货物是按30%的比例计算，胡椒是按44%的比例计算，沉香木、檀香木和所有大宗货物则按40%来算。”
这些百分比都是可信的，但马可·波罗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这些不是运费，而是针对精货和杂货所征收的不同税款。
与宋朝官员相同，蒙古人对外国船只征收三种税。
马可·波罗解释说，在缴纳了这些税款后，商人们“赚得盘满钵满，巴不得再运一批货来”
。
马可波罗还犯了其他错误。
他提到“漂亮”
“廉价”
的瓷器，它们在地下埋藏了“三四十年”
才获得“光泽”
。
这是因为他不懂烧窑技术。
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回摩洛哥之前，参观了泉州的穆斯林聚居区，当时，他记载了中国人将陶瓷埋在地下的事情。
除了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么高质量的陶瓷是如何制作的。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持续繁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广州方志中的一份清单上看出。
这份清单列出了69种于1300年被交易的外国商品，其中的40种来自东南亚。
象牙、犀角、鹤顶、珍珠、珊瑚、碧甸子（可能是一种玉）、翠毛、龟筒、玳瑁，这9种物品最为昂贵。
对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最为繁忙的海上航线来说，这份清单所揭示的该航线贸易程度之深、贸易范围之广，是完全合理的。
随着有关外国的信息和货物一起传入，中国人对东南亚地理了解得更多了。
广州方志的作者将中国南海的水域分为小西洋（马来半岛附近的中国南海部分）、小东洋（婆罗洲以东的苏禄海）和大东洋（爪哇海），并解释了每个水域附近的国家。
虽然中国海员对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地理知识了如指掌，但他们没有冒险从菲律宾以东进入太平洋，因为他们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正如赵汝适在1225年所解释的，“愈东（爪哇以东）则尾闾之所泄，非复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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