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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强调指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暂时应敌的办法，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那就必须进行“变法”
，也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改革。
康有为提出要从“富国、养民、教民”
三方面着手。
“富国、养民”
就是发展经济。
一方面要清政府积极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另一方面要“务农、劝工、惠商”
，也就是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
“教民”
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开办学堂，设立报馆。
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不通气，因此他提出要用“议郎”
制度来改变这种情况。
办法是全国每十万户公举一个博古通今、直言敢谏的人做“议郎”
，作为皇帝的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于太和门，根据大多数意见做出决定，付诸实行。
这个办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意思。
康有为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
康有为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主张，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
这种不根本推翻旧制度就想建立新社会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可是都察院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进呈给皇帝。
“公车上书”
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皇帝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辗转传诵，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
各省的举人回去之后，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这些主张。
于是，“公车上书”
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王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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