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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九五七年对知识分子贯彻阶级路线的继续，也是“**”
的前奏。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
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如果没有“**”
，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
**造成的全国性动**，才使我们否极泰来。
在“**”
后期，特别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们这一万四千多在大巴山区的重庆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
的受益者。
这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理会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
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
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
父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道：“鹏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
鹏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
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
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
中考“落榜”
后，我的姑母邓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
吃了一顿西餐，意在给我一点安慰。
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
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水和汗水）混合写成。
那天从“心心餐厅”
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比你的还是要好些。”
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涕泗滂沱，大哭一场。
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一九五七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
的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到大学讲台。
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
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暴发了史无前例的“**”
，进入了动**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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