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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断增多，不久，顾洪娟搬出去了，六号寝室成为专供外场者居住的房间。
新来的室友黄五自，高中毕业，一九六四年下乡，原是新兴茶场副场长。
“文革”
前，我作为新店茶场副场长与她常有工作接触。
这位出身国民党将领家庭的千金，外表秀美柔弱，心灵手巧，不仅劳动是一把好手，而且有着文艺特长。
她下乡后不久，便根据大巴山的民歌基调，创作了一个词、曲、舞均自编的《栽秧舞》，在区文艺汇演中受到交口称赞，被草坝知青传为佳话。
当大家造反回重庆时，黄五自牢记身为副场长的职责，一直坚守本场，继续生产劳动，与一切破坏茶场的行为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后因她势单力薄，无法阻挡众多知青们强卖茶场粮食及物品的造反行动，不得不来到“星火”
。
此时，她的父亲正被关进“牛棚”
隔离审查，她没有感觉委屈，而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虽失根红，却能苗正。
她还写了多封信件寄往重庆，劝告本场逗留重庆的知青，尽快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
不久，陈正宪搬进了六号寝室。
陈正宪原是乐园茶场的团支书，大家都亲热地叫她“宪妹”
。
因为被镇压的反革命爷爷的影响，未能跨入高中的门坎。
宪妹上初中时，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突出表现，被共青团破格接纳，在初中能入团者本就稀少的当时，曾有着小小的轰动。
一九六四年八月，已是班团干的宪妹在接到中考不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北去大巴山的卡车，奔赴农村，以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的诺言，表明自己不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
宪妹有着与黄五自相似的经历。
当本场知青造反回重庆时，认准上山下乡大方向的宪妹和副场长罗江英、事务长何双玲留在茶场，坚持生产劳动。
当场里被糟蹋得不能待下去时，她们三人带着自己的劳动工具——锄头和背篼，一块来到“星火”
。
几个月后，三人中只有宪妹留了下来。
宪妹性格内秀随和，最出色的是无人可及的、忘我的实干精神。
当我们去娱乐、串寝室、聚堆聊天或有事时，闲不住的宪妹就会将我们宿舍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我们将洗脸水打回寝室，甚至帮助我们洗衣服。
当我们夸奖、感谢她时，宪妹就开心地笑笑，她那双杏仁大眼和一对深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迷人。
另外一个室友赖圣厚原是新兴茶场的高中生，在接到黄五自写给她的劝告信后，由重庆来到了“星火”
，住进了六号寝室。
圣厚有很好的文笔，在重庆时，她曾为“硬骨头”
小报写了不少文稿。
圣厚的到来为六号寝室增添了乐趣。
晚上，我们时常津津有味地听着她绘声绘色地摆龙门阵，甚至灭灯躺上床后，圣厚仍用丰富的语言吹龙门阵。
薄薄的木板墙不隔音，有时，引得隔壁大号寝室的男同胞刘德齐、刘焰等也加入聊天队伍。
由于聊出来的哥们儿气，有一次，大号寝室男同胞上山采回一些银耳，又到草坝卫生院买回葡萄糖（因那年月无糖卖）加进银耳里熬好，然后用饭缸盛上，通过木板隔墙上部的方洞，递到六号寝室来（因大号寝室的门开在前面，要绕一大圈才能走到六号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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