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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大规模招工的格局已经形成，知青们为了把希望变成现实，个个使出十八般武艺，送礼、托人情、找关系一度成风。
记得我们公社一个一九六九年下乡小名叫“地雷”
的新知青问我：“你下乡这么些年了，不想回重庆呀？”
“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那你怎么不努力呢？”
“怎样努力？努什么力？”
然后我以老大哥的口气告诉他：“调工作就像排队买东西，排在我前面的人走了总会轮到我。”
他慎重地提醒我说：“大哥，你太书生气了，等是不行的，要给管知青的干部送东西。
我就是给区上管知青的老李送了一千颗打火石。
你看，我马上就要走了。”
搞一千颗打火石在当时并不容易，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
我们家三姊妹三个知青，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生存，无论如何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送礼”
的。
因此，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踏实劳动，可望感动掌管知青命运的大队和公社干部，希望他们能发善心把推荐的指标拨一个到我的头上，同时我也利用各种机会展示自己的特长以赢得招工单位欢心而被破例特招。
从县上回到生产队那一段时间里，我的确有几次得到了“招工老板”
的青睐。
华蓥山煤矿、松藻煤矿、农药厂等好几个单位的“招工老板”
都看过我打球，也都表示过要把我招进厂去，不过都是留下话“下次来我一定招你”
，然后就是“赵巧儿送灯台”
，一去不复返。
看来命运之神和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彻底无缘。
经历了若干次希望，又经历了若干次希望的破灭，我原以为知青“返城”
应该以到农村的先后时间排序或者是以个人表现好坏、能力大小（特长多少）作为衡量条件，但是每当看到下乡还不到两年的在生产队“表现”
特别差的，甚至是“摸包”
被抓了现行的知青，一个个都挥手向我告别，登上了回重庆的汽车，我才逐渐明白：从普遍意义上讲招工跟个人到农村的时间长短和表现好坏没有必然联系，对我来说，“老爷”
（父亲）早就把牌子（一块黑色招牌）挣起了，自己怎样奋斗都是枉然，家庭出身成了我调回重庆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真是“背他爹的时”
！
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没有希望的生活黯淡无光。
招工大潮的涌来势不可挡，与我一块儿下乡的老同学也有相当数量离我回城了（有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和家长所在单位等因素）。
每次送他们上车离去，我总会伫立在场口（临时汽车站）邮局旁的大槐树下，目送汽车消失在公路的尽头，然后像生了大病一样回到生产队，一个人躺上两天，什么事也不想做。
我对未来生活渐渐地绝望，连保存在心底的那份执着也开始动摇。
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个赶场天，我不想受到刺激而放弃和知青见面的机会（知青见面通常是利用赶场天），一个人待在生产队小屋里。
中午，队长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小屋告诉我说：“区委的龚巡政通知你马上到区公所去有紧急事情。”
龚巡政是区委的组织委员，比我大十来岁，是一个篮球爱好者，也是我在区代表队时的领队和教练，平时关系很好，他通知我去有什么事？我不敢懈怠，披上衣服就往区公所奔去。
到了区公所见到老龚，他说：“最近有一个你们重庆合川的华川机械厂来天生区招工，名额是四十个，因为有两个知青先前已经调走，所以还空缺两个名额。
由于招工期限紧迫，和联系不上，空缺名额就要作废，因此招工单位的同志拜托我们区里帮他们推荐两个知青，只要身体过关，过两三天就可回重庆，我们区里几个领导碰了一下头，决定推荐你和芭蕉公社的知青罗开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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