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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五月，又安排重庆知青三十名来林场，这下可热闹得多了，这批人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很多人都不是自愿来农村的。
一九六五年的下乡政策已带有强制性了，虽然他们大多出生工人家庭，但他们多数并不愿来接受这种再教育，所以说服教育、打通思想、动员出工、调解纠纷就成为场领导忙不完的工作。
我们成立了副业组，专门搞副业项目挣钱。
我们当时的项目有烧?炭、伐木、养猪、炼香樟油、打锄把扁担、种银耳木耳，甚至让有理发手艺的尹学高四处为村民理发搞收入。
怎奈当时农副产品价格低廉，运输困难，原料有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收效甚微，每个劳动日值不足三毛钱。
至今记得我和卢贤敏在烧炭时，将一根根烧红的木炭从炉中取出，热得穿条裤衩，带去解渴的萝卜吃完了，渴得喝那些坑洼里、牛脚印里的脏水。
那个年代，那种组织形式，很难得到温饱。
林场伙食团除下乡的头一年，很少吃过“精米饭”
，大多要掺很多杂粮在其中。
特别是红苕出来时，要先大量“消灭”
红苕，由于没有足够的地窖贮藏红苕，堆在院中像小山一样，先吃烂的、挖伤的，等这些吃完，好的又开始在烂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有吃不完的烂红苕，至今想起都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在通过上述努力的同时，还在尽力扩大经营项目，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
第二年后林场新老场员增加到五十多人，这二十六亩水田及林场四周的土地，已不够满足全场人员的口粮问题，于是公社又给我们划拨了一片荒地，开荒种粮。
这块荒地离场约三十里地，名为钟家沟，实际上是一条溪沟两面的荒坡，上面长满了各色杂木树，间有少数松、柏。
开荒就是在冬闲时将坡地上林木统统砍倒，晾上一个月时间，来年开春时一把火烧尽，把未过火的树干树枝拖到一堆，再烧，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上用锄头挖一遍，然后点种玉米，其中间种一些红豆、黄豆之类杂粮。
荒地土壤特别硬，加之烟灰飞扬，个个都像唱花脸一样，这就是刀耕火种。
我记得当年点种玉米时，忽然雷电交加下起了冰雹，大如乒乓球，打得我们四处躲藏，打得耕牛狂叫乱跳。
当时我正在用木瓢盛着杂粮撒种，冰雹来临，忙用木瓢当头盔，但手指上中了一弹，肿得老高，连瓢都握不住。
这种对地力掠夺式的耕作方法，当年若气候适宜，则可获得较好收成，以后逐年下降，最多三年就要退耕还林。
我们开荒的那块地，差一点夺去几条年轻的生命，才换回了五千多斤玉米。
在社办林场这个大家庭里，知青们是怎样工作生活，有些什么文体活动及思想反映呢？林场设有管理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一个指导员由当地安排，另有两个知青副场长和两个委员，知青中还建有团支部。
平时每周组织两次学习，也就是读读过了期的《通川报》或上级文件，大多时间晚上是自由活动，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下雨就停工（补假）。
重庆的慰问团曾送过一些乐器、棋类、体育器材、书籍，空闲时间知青们大多以此打发，有不少知青爱唱歌，也和当地小学教师合演过小歌剧，也参加区、县的文艺会演等等。
林场上班是每天清晨就开始，干上二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下午要干到天黑才回来，基本跟当地农村一样。
不少知青很快就学会了农业技术，耕田、犁地等农活，样样拿得起，有的还学会木匠活、铁匠活，短短的年把时间，知青们身体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上坡如履平地，下坡像在跳舞，再不像刚来时那么气喘吁吁了。
个个都能背负一二百斤重，连少数女生都能背二百斤重。
下乡头一年里，知青们情绪相对稳定，第二年第二批知青来后就大不一样了。
大多数人能跟班劳动，少部分人思想情绪极不稳定，哭哭啼啼、吵吵闹闹是经常的事，还有偷东摸西、搞恶作剧等。
有个下过两次乡的老油条，下乡后就没出过一天工，整天就是东游西逛，逛上几天回来后又搞坏事，把荨麻放进别人被窝里，刺得别人乱跳；下雨前把瓦片撬开，让雨水直冲别人被窝；把别人买回来的肉涂上粪便等等，场里支部几次找他谈话，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有次调戏女生，被公安员教训了一顿，当晚还想行凶杀人，第二天跑回重庆，几个月都没见回来，直到“**”
开始才回来“闹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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