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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仅仅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没有轰动的成就，甚至没有上过战场。
但是他纯洁、坦**，像山间汩汩流出的一股清泉和旷野上迎面扑来的一阵春风，在思想感情上似乎达到了“至人无己”
的崇高境界。
例如，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他还说，革命事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他甘愿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这样朴质、清丽的词语，在民心还存有一分纯朴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阅读了不少有关雷锋的文字介绍，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理想等重大问题。
在讨论会上，我经常自鸣得意地发表自己幼稚可笑的见解，竟然也博得一些同学的赞叹。
神志飘然之中，我在酝酿自己注定要一饮而尽的理想的苦酒。
初三下期，临近中考，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毕业后的道路选择问题。
主题非常简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学校领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升学，那么就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发奋读书；如果没有被高一级的学校录取，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就业的准备，让祖国人民来挑选。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这一条口号本身无可厚非，它无非是说中学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每个学生对考试和录取的结果应该有好坏两种心理准备罢了。
任何通情达理的学生，都能够理解国家当时的困难，正视这种不太完满的现实。
只要考试和录取是一场公平竞争就行。
问题在于，那些年中国教育机构执行的阶级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升学录取方法毫无公平可言。
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本想以优异的学业来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的却是冷酷的结果。
八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外面盖有“密封”
大印的牛皮纸信封。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抽出信纸，打开信纸，上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信纸的上端分明写着“不录取通知书”
几个字。
一霎间，我部觉得天塌地陷，头脑里一片空白。
在此之前，我曾有过一些不良的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连自己母亲工作的学校也拒绝接收我，何况班主任老师不久前还对我的升学表示过谨慎的乐观。
之所以有不良的预感，是因为我自小就品尝过被歧视的滋味，有一种隐约的自卑。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偶然从一个亲戚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父亲坐过牢，当过“现行反革命”
。
这条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据我当时所知，只有坏人才会坐牢。
所以在同学中我从来不愿谈论自己的父亲。
一九六一年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我仗着自己成绩优秀，三个志愿都填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
班主任老师居然不加阻拦，大概认为我被南开录取无疑。
通知书发下来，我没有考取南开，被分到第三流的大坪中学。
而同班的一个成绩中等的同学却被南开录取了，因为他出身工人家庭。
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却不知道向谁诉说，于是独自一人来到大坪中学空旷的足球场上痛哭了一场。
那时我不满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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