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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子朱棣——那位派人远航至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皇帝在位期间，继续坐镇南京统治疆域辽阔的明帝国。
直至1420年，朱棣才决定迁都至今北京以应付日渐强大的蒙古人。
人们通常认为，择址北京是要保持战略需求和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
北京地处西北大草原和东面的海洋之间，朝廷既能为军队培育战马、招募健壮的士兵，也能通过大运河和海路运输粮食保障供给。
明朝学者刘侗曾说：
帝（北京）北宅南向，威夷福夏，玉食航焉。
盖用西北之劲，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制西北之劲。
[207]
人口流动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游牧民族的冲击以及国都位置的周期性变化，人口也从西北流向了东南。
西北日渐干燥，耕地不断减少，灌溉系统缺乏水源，人们起早贪黑却收成甚少。
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连年干旱，饥荒不断，百姓穷困潦倒，民不聊生，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谋生出路。
外族入侵及压迫性的统治更是加速了人口的迁移。
317年及1127年之后，北方内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秦汉时期，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的两岸，即今天的陕西省和河南省。
[208]河南省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七百人以上。
[209]过量的人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边缘地带扩散，但最初是中亚地区引发了拓荒者的想象力，驱使他们向西部进发。
[210]从河西走廊沿着商旅路线直到土耳其斯坦的丝绸之路上，有很多移民定居在此。
[211]
从汉朝至宋朝的一千多年间，西北的人口逐年下降，而东南的人口却成倍增长。
[212]在当时，江苏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江西鄱阳湖周边地区以及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今天，有些地区密度甚至已经和今天持平。
明朝学者章潢曾研究过人口的变化，指出：“西汉元始五年，岁在乙丑，东南县户仅得天下十之一……当宋元丰末，东南县户乃过天下十之五。”
[213]
但是也有人指出，人口变化的模式更多的是东南人口显著增长，而不是西北人口下降，因为流失的汉人人口又不断地被涌入的边境少数民族人口补充。
比较742年和1080年的人口数后，可以发现西北各省的人口并未出现剧烈的变化，只有北方的河北省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湖广（湖南和广东）两地的人口数翻倍，淮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人口增长至近3倍（从390，583户增至1，079，054户），江南（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以及福建北部）的人口增长至3.5倍（从1，756，132户增至6，319，739户）。
[214]整个沿海地区人口的激增可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唐代时期，中国的重心放在西北大陆的边疆，沿海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清朝时，西北地区再度受到重视，西南的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以及云南也开始发展起来，沿海人口又减少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宋、元、明时期，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如果133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信的话，有一小段时期内这个数字几乎达到四分之三——都集中在沿海的六个省份，而这六个省份的面积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表3 沿海地区人口比例
沿海省份人口的快速增长可参见宋代两浙路（今浙江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80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如下：1080年为320万，1134年为350万，1162年为4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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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沿海地区人口的剧增是天灾和人祸的共同结果：惨绝人寰的战乱（中国正史上记载的规模、持续时间及惨烈程度各不相同）加上残酷无情的旱涝。
宋代发生旱涝灾害的频率比以前要高，元代更是达到了顶点。
在蒙古人统治的89年间，全国发生了163次水灾和116次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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