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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图画文学的肇始；而变文不但形成后来的宝卷[11]、鼓词[12]、弹词[13]，对于宋元小说、戏曲、杂剧，乃至后来的昆曲、黄梅戏、歌仔戏等等，也都有助导之功。
近代，取材自佛经的戏曲，如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及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等，均因富含教育意义，内容变化有趣，所以受到广大的欢迎。
此外，在诗文方面，佛教也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像东晋僧支遁，才藻精绝，诗文妙美，当时擅写玄言诗的文学家如孙绰、许洵、殷浩、王羲之等人与其交游甚密，亦多受影响；晋代的谢灵运曾参与译经，所作的诗将山水与佛法义理结合，被尊为山水诗的始祖；唐代以降，禅风大行，许多硕学之士多舍儒归佛，著名的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因常与禅师往来论道，在潜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诗富含禅趣。
佛教僧侣中以文笔知名者，也不乏其人，如隋代的法周、唐代的慧净、皎然，五代的齐己、贯休、希觉，北宋的希悦，元代的昙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圣通、照常、读彻等。
隋唐以降，禅僧们也经常将悟境假托偈颂表达，著名者如寒山的诗集，清新雅致，在中外各国广受欢迎；雪窦重显的诗偈则被誉为有翰林学士之风。
历代以来，禅僧对答法语所辑成的禅门语录、公案，由于文字浅白、词句活泼，成为近代白话文学的先驱。
及至今日，佛教在文学与戏剧上仍不断地突破创新，如出版白话经典，以散文方式将艰涩的古文翻成白话；发行佛教故事丛书，以彩色插图来接引儿童；制作佛教电视剧、电影片、卡通、舞剧，将佛教故事搬上银幕；成立国际佛教翻译中心，将现代佛教著作译成各国文字等。
凡此，对于佛法的普及与人心的净化皆有助导之功。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宇宙真理就像一部浩瀚磅礴的巨著，所谓“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参此语如参禅；我从诸老得印可，妙处可悟不可得”
，如何让大众洞彻无所不在的真理，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正是佛教透过文学的彩笔所要表达的意义所在。
【注解】
[1]沙蓖坦罗（Sakuntala）系加里陀沙所写的剧本，乃采用大事紧那罗女本生、南传巴利本生第七则、《六度集经》第八十三须太罗本生、《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三至十四的故事写成。
[2]义疏学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力，从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学家所写的文章，其段落划分、章节的承转，都可以看出义疏科判的影响。
[3]汉字字音的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
据考是受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而成立。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一文（《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中说：“所以编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平声为平、上、去三声。
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
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
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a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英语所谓Pitt者是也。
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豆tta。
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
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分别。
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距离之间虽然有分别，但应分别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
故中国本土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谈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
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
[4]即汉字字音开端的辅音。
上古的中国人对于字音的分析不甚注重，到六朝时，由于梵文音理已为一些士人所熟知，因此产生了双声、迭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关系，“韵”
的研究较早发达，有成部的韵书来表明。
但“声”
的部分，是到唐末才有“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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