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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惯例统一起来，法典代表了在国王埃德加所偏爱并给予自治的地方实行一致管理的尝试，因此埃塞尔雷德遭到丹麦区的仇视。
虽然这个法典可以被解读为比国王埃德加进行的皇家治理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把它视作阴险的行为。
它只不过是政府行使职能的一个证据，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用来对抗丹麦区盎格鲁-丹麦居民的。
我们可以从一份地方宪章中的一个方案了解到10世纪末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其中提到“从四面八方会聚来的所有乡绅，既有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也有英格兰人和丹麦人”
。
这可能是想区分西撒克逊人、麦西亚人、（诺森布里亚的）英格兰人和丹麦区的居民，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的目的仅仅在于一方面区分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英格兰人），另一方面区分丹麦人（丹麦区居民）。
不论是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在提醒人们，丹麦区居民拥有“丹麦人”
这样一个集体身份，尽管到这个阶段他们肯定已经是混血群体，并且这个身份也不大可能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作为11世纪前25年一位多产的皇家法典起草者，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1002—1023年）为整个英格兰制定法律，同样认可“英格兰”
法律区（覆盖“西撒克逊”
和“麦西亚”
法律）和“丹麦”
法律区的区别，尊重因此而产生的差异。
然而到了12世纪这些差异被人为强化。
当时法律学者构想出这样的理念，英格兰法律可以根据王国划分的三个部分（威塞克斯、麦西亚和丹麦区）来区分，并且自娱自乐地列出各地区的所有郡。
这样丹麦区被定义为包括萨福克郡（Suffolk）、诺福克郡（Norfolk）、剑桥郡、林肯郡、约克郡、诺丁汉郡、德比郡（Derbyshire）、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柴郡（Cheshire）和什罗普郡（Shropshire）。
当然，对于这个定义我们不必太当真。
为了方便起见，“仓促王”
埃塞尔雷德执政时期（978—1016年）维京人对英格兰人民发动的突袭可以被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980年到991年，见证了10世纪早期一段较长间歇期之后突袭活动的复苏。
有些突袭似乎源自爱尔兰海，另一些源自斯堪的纳维亚。
虽然这些突袭的规模同本地维京人的骚扰相差无几，但是相当受到重视。
990年至991年，英格兰同诺曼底突然达成了和平协议，这可能表明一些袭击者在利用诺曼底作为避风港。
第二阶段从991年至1005年。
若只是粗略地阅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无法把这几年发生的事件以明确的阶段区分开来，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些事件可理解为来自一支军队的持续威胁。
尽管军队首领更换，他们的核心队伍似乎在英格兰停留了几年，这意味着他们对王国的威胁可以同865年至880年那支在英格兰的“庞大军队”
带来的威胁相提并论。
991年，一支拥有九十多艘船只、两三千人的维京军队抵达福克斯通附近海域，首领似乎包括（挪威的）奥拉夫一世和（丹麦的）“八字胡”
斯文。
二者显然是来寻求名利以便帮助他们达到各自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目的。
这支军队沿东南海岸线行进，在马尔登战役中（991年8月10日或11日）击败英格兰军队，“因为他们沿海岸造成了巨大恐慌”
，（可能以黄金和白银形式）收到支付给他们的1万镑。
991年至992年，这支军队似乎一直滞留在东南部，然后在993年向北航行去洗劫诺森布里亚，并在994年9月向南折回袭击伦敦，并以失败告终，接着沿南部海岸进行了几次严重的破坏。
英格兰人决定讲和，允许维京人在994年或995年到南安普敦过冬，并且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一笔1.6万镑的支付款。
在这个阶段，奥拉夫一世和斯文似乎分道扬镳了，但是维京军队的大部仍然留在英格兰（可能依旧以南安普敦及附近为基地），他们承诺保护英格兰不受其他维京军队的突袭。
重要的是，995年和996年没有维京人活动的记录。
之后维京人又重拾其先前所偏好的侵占方式，在997年、998年和999年突袭了英格兰的不同地区，在1000年或1001年跨过海峡到达诺曼底，然后返回英格兰继续发动新一轮突袭。
在这之前，他们于1002年收到更多的给养物资和2.4万镑的支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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