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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个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新机构就被命名为“大学”
，拉丁语中“ūās”
原意为“一切汇聚为一”
。
大学逐渐具备了法律基础。
巴巴罗萨曾颁布一项命令，它明显是针对博洛尼亚的局势，明确提到要保护师生，并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优先管辖权，无须听令于“领主和行政官”
或是地区大主教。
这份文件被纳入帝国法典，巩固了学术自由。
大学在新成立时通常需要得到皇帝或教皇授予的特权，这体现了大学中的科学的普适特征，确保了学位的普遍认可度，让毕业生在通过资格考试后有权“在任何地方授课”
。
一种全球独一无二的身份逐渐成形，这就是知识分子，他们以追寻知识的职业为谋生手段并因此获得报酬。
博洛尼亚凭借大家云集的教授团体而成为法学家的圣地。
这些最著名的人物中包括活跃于1190—1220年的阿佐（Azzo），他对《法理概要》（Institutioiniani）和《查士丁尼法典》作了翔实的评注。
意大利有句俗语：“不能给自己找个阿佐，那就别去打官司。”
（haAzzononvadaalpalazzo.）阿库西奥（Accursio，11811185—1260）展示了博洛尼亚的法学家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辛勤耕耘的成果，他整理了所有能找到的《查士丁尼法典》释义并对其进行批注点评，共计近10万篇评论！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数字更直观地体现“制度化”
一词的含义。
最初的大学是自发形成的。
成员们寻找集体精神，穿着特色服装，遵守自己的礼节，制定统一规则，按照内部章程行事。
因为大学有特殊地位，这个组织成为城市中的另类，年轻的学生们饱受质疑，世界上所有的恶习都被推给他们。
在很大程度上，大学得以免遭地方当局攻击。
在一次酒馆骚乱中，几名学生被巴黎人殴打致死，腓力二世因此决定向整个巴黎的学生和学者授予特权，与巴巴罗萨此前赋予博洛尼亚的类似。
大学不同于修会的“研习班”
，与穆斯林的伊斯兰学校以及拜占庭、印度和中国等地的高等学校也有许多本质区别，大学不仅在专业课经典书籍的选择上更加宽松，比如世俗的、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也被囊括在内，而且大学这个组织形式也很特殊。
巴黎大学之于神学和哲学的意义就如同博洛尼亚之于法学家的意义：它是一个神谕宣示所，这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们最后云集的机构和他们的活动场所。
为了纪念其中一个学院的创始人，它后来被命名为“索邦”
（Sorbonne）。
教职工们来自巴黎的各所学校，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教会学校，这里是科学方法论的发源地之一。
学生和讲师们“汇聚为一”
，成功摆脱了巴黎圣母院的监管。
他们从教皇和国王那里获得章程和特权，几乎与教士平起平坐。
公元1250年之后，人们就是否允许托钵僧任教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最终，修会获得胜利，他们从此可以登上巴黎大学的讲坛。
这一新的机构很快就广受欢迎，学生们甚至从乌普萨拉南下而来。
巴黎大学将学生分为四个“社团”
（nation）。
在博洛尼亚，学生们主要分为阿尔卑斯山“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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