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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在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盖为他建造了一座天文台，许多学者和乐器制造商云集在此，当中包括叙利亚人和中国人。
就这样，一个新的科学中心在东方崛起，它的视线远及“智者”
阿方索十世（AlfonⅩ.desWeisen，1252—1284年在位）的光晕[87]。
但是，只要看到儒家文人位列当时的十民[88]之九，居于娼之后、丐之前，就知道当时科学的地位有多低下，处境有多艰难。
尽管科举考试在1315年被重新恢复，却鲜有人因此加官晋爵。
阻挡读书人飞黄腾达的一个原因是，各地的行中书省——行省丞相可以世袭并享有特权——大多是一个封闭的圈子。
尽管蒙古帝国内部的文化交流非常丰富，但元朝人更乐于信任他们的蒙古同胞和其他“异族”
。
例如，穆斯林的天文学对元朝的天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元末是一个被世界末日氛围所笼罩的时代，充斥着饥饿、混乱和内战，学者根本无法潜心研究。
纸币的过度发行导致通货膨胀，民众的微薄积蓄都被吞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如果说中国科技发展停滞主要是因为蒙古入侵，那么上述情况都是有力佐证。
人才越来越难以找到用武之地，“正确观念”
也错失诞生之机。
一个梵蒂冈的穆斯林
随着翻译热潮退去，巴格达迎来了它的秋天，后因蒙古人的摧残又经历了漫长的冬天。
而另一边，穆斯林的哲学、科学和文学、神秘主义以及众多犹太教的虔诚信徒却在亚洲、北非和西班牙的城市中找到了庇护所。
例如，阿尤布王朝治下的开罗就为犹太医生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138—1204）提供了庇护，他是当地宗教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中介。
西班牙仍然是拉丁欧洲最重要的门户——那里仍留存着古代的传统。
摩尔人的建筑风格在这里、在马格里布达到了顶峰，然后扩散到南美，直到19世纪仍有融合艺术的产物。
直到今天，西班牙弗拉门戈舞和葡萄牙忧伤的法朵[89]听起来依然呼应着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往昔。
在安达卢西亚，泰法国王的宫廷生活绚烂多姿。
抒情诗和山水诗盛行一时，广为流传的还有哲学著作、编年史、天文学和医学书籍、农业和植物学指南。
植物园最早出现在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后来拉丁欧洲才开始在修道院外打造植物景观。
宰赫拉威（Abual-Qasim，约936—1013）在这里进行研究和教学，这位在西方被称为“阿尔布卡西斯”
（Albucasis）的穆斯林医生是外科学的创始人，在《医学方法论》（Kitabat-Tasrif）中，他记录了自己所使用的器械和实践过程。
历史学家伊本·哈兹姆（IbnHazm，994—1064）的研究领域覆盖了伊斯兰法律院校、教派以及三种一神论宗教，他创作的《班鸠的项圈》（Halsbaaube）是一部世界级的文学作品，以敏锐而平实的文风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思考。
在泰法小国的都城托莱多，人们绘制了行星图表，用于计算日历、日食和月食。
来自萨拉戈萨的伊本·巴贾（IbnBaddscha）既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又是诗人，在格拉纳达长期担任总理大臣。
1139年，他卒于菲斯。
出生于瓜迪克斯的医生阿布·伯克尔·伊本·图费勒（AbuBakribnTufail，1105—1185）也同样移居非洲，并在马拉喀什地区担任了总理一职。
他的成长小说《哈伊·本·亚克赞》（HayybenYaqzan）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阅读，其中既赞颂了理性的力量，又与真主安拉的神秘保持统一，并捍卫苏菲派的立场。
然而，随着12世纪的到来，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的盛世——如果将其在中亚和北非的延续忽略不计的话——悄然落幕。
波斯人安萨里（AbuHamidal-Ghazali，1058—1111）就曾尖锐地反对在哲学中提及真主，这一观点得到广泛支持。
这位逊尼派学者最初是在巴格达教授法学，曾有辉煌的职业生涯，后来遭遇世俗事业的失败，从此以苏菲派的身份云游全国。
出于内心的体验和对真主安拉的恐惧——他可谓穆斯林中的路德——他认为应该进行“宗教复兴”
（nahda）。
安萨里的哲学批判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他对“知”
的可能性抱有“苏格拉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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