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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铁匠的儿子，他可能熟悉将铁制成工件的技术。
理论已付诸实践：通过在当时的数学高地牛津大学的学习，理查德习得了建构他的“计时器”
所需的理论知识。
一代人之后，来自帕多瓦的医生乔瓦尼·唐迪（GiovanniDondi，约1330—1388）经过16年的工作，也建造了他自己的极其精致的“天文钟”
。
唐迪那篇关于这一神奇物件的论文，其来源之一是诺瓦拉的坎帕诺（odaNovara）的著作，其中包含早期著名的摆轮的展示，而后者恰好懂阿拉伯语。
与彼特拉克交好的唐迪将好奇心也延伸到了古代遗迹上。
他不仅为它们赋诗，还为它们测算。
多亏了他这样的建设者，机械时间逐渐取代了按教会时序标准划分工作日的旧方法。
时间感知也进行了世俗化。
嘀嗒作响的时钟成了生死的主宰，通过前所未有的精确性，计算着手工业者昂贵的工作时长。
但丁忧伤地回想着从前平静的日子，那时他还在“老城墙里的佛罗伦萨”
过着“和平、有度和知廉耻”
的生活，不必遵循时钟的指示。
虽稍有延误，但新时代还是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它也占领了这片土地。
可以肯定的是，时钟那时还如此不准确，以至我们可以相信，乔叟的公鸡尚特克特都能够比修道院里的时钟更可靠地进行计时。
机械钟由于隐藏的重量、齿轮和摆轮装置而具有神秘的生命，其使用寿命比以前制造的设备更长，从那时起及其此后的数百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人们。
它适合作为人、国家、宇宙的隐喻。
第一个给出这个比喻的人是奥雷斯姆——在那时的巴黎，按照查理五世的命令，他的时钟必须根据放在斯德岛的王宫里的时钟进行设置。
但是，奥雷斯姆的上帝显然不是那种在完成了工作后，就将工作和人们抛下，然后径自离开的造钟人。
相反，他无所不在，他保存并移动其造物。
在大胆的猜测中，奥雷斯姆将它等同为包围在天堂最外层的无限空间。
通往物理学的道路似乎已经开辟出来，它在天堂和地上，在“月下”
（sublunaren）范围内适用于相同的规则。
凤凰如此便抵达了欧洲，在巴黎和牛津，在阿维尼翁和佛罗伦萨发现了自己的巢穴。
在奥德修斯的千年
同时，一位著名演员出现在欧洲的文学舞台上：“多才多艺”
的奥德修斯重新开始了他的旅程。
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26首诗歌中让奥德修斯承认：“我无法克服自己心中要去了解世界并历览人类善恶的热情。”
对珀涅罗珀[147]的思慕，对儿子或老父亲的爱都无法阻止他——进入未知的世界，驶向无边的海洋。
可以将此理解为，即使是奥德修斯，也会跟随他的精神跨过一个又一个边界。
在这一点上，但丁处理得相当现代。
彼特拉克寻求无拘无束的理想，并尝试过一种知识自由的生活。
在一首神秘的十四行诗中，他给自己戴上了奥德修斯的面具：“我的船，完全被遗忘，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午夜时分，在冬季，在斯库拉[148]和卡律布狄斯[149]之间；舵旁坐着的那位先生，是我的仇敌。”
泪如雨下，模糊了视野，他写道：“海浪下的死去的是理性和艺术，所以我开始怀疑，是否找得到港口。”
但是他在中世纪后期到处流浪的经历意味着，发现与体验是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新事物的渴望，是那些“勤劳的美德”
，敦促他去研究古代纪念碑和古代的文字，驱使马可·波罗驶向世界的边缘，促使传教士里卡多去寻找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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