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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osvonCaesarea）视先知耶肋米亚（Jeremias）为直系血亲，宣称柏拉图在埃及见过先知，并通过他聆听了上帝的训诫。
因此，这位希腊人（柏拉图）就成了“阿提卡的摩西”
（attisMoses）。
这一回溯似乎揭示了一项宏伟神圣的计划：在地狱中短暂战胜死亡的俄耳甫斯，难道不是基督的先驱者吗？毕达哥拉斯，这位类似耶稣的精神领袖和预言家，更是预示了救世主的出现。
11世纪时，普塞洛斯首次试图调和柏拉图哲学、神话和基督教义。
他使《迦勒底神谕》得以重见天日。
这是一部有关中东传统的占星术和魔法实践的奇书。
卜列东认为这本神谕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
在他的笔下，波斯的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不着痕迹地化身为柏拉图之前的柏拉图主义者。
因此，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
在卜列东看来，查拉图斯特拉生活的时间比那场标志世界历史开端的特洛伊战争要早五千年。
这一巡游之旅表明，柏拉图哲学的基督化，以及其在佛罗伦萨的“伟大的”
洛伦佐时期登台亮相（后文会再提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如果柏拉图的神将《圣经》里的上帝从宝座上驱离，那么三位一体神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和子说”
的讨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无法在各种宗教背后找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真理。
事实证明，1450年前后的宗教纷争是把双刃剑，怪诞杂乱的“神秘教义”
随之进入了欧洲主流话语体系。
当然，只要是参与者，就像柏拉图主义的狂热者，都容易被怀疑是异端。
普塞洛斯以及400多年后的卜列东都受到了正统势力的批评。
而在拜占庭，即使身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人物，卜列东也未曾受影响。
彼时他已退居虽偏僻但如田园般的米斯特拉斯。
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将他、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一道贬入三大异端。
借助亚里士多德，他向卜列东提出异议，基督教必将成功驯服分裂与异端的挑起者柏拉图。
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尖锐地指出两种学说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两大哲学家针锋相对的思潮，并开创了以下这种错误的类比：亚里士多德对应旧时的中世纪，柏拉图对应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
为了厘清这位出生于斯塔基拉的学者与其导师之间或实际存在或子虚乌有的矛盾对立，无数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引起论战无数，柏拉图的思想依然极具吸引力。
他主张摒弃唯理智论，强调感觉的合理性、“直觉的智慧”
和类比法。
这一点与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是相通的，而神秘主义也借此走出了“莫测高深”
的神学理论困境。
卜列东的门徒贝萨利翁是支持柏拉图并试图将其学说基督教化的学者之一。
卜列东本人的遗骨被放置于马拉泰斯塔教堂〔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moa）的家族教堂〕壁龛中的一座荣誉坟墓里，这象征着柏拉图主义的日渐复兴。
枢机主教尼古拉·克雷布斯（NikolausKrebs）的哲学也显示出雅典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尼古拉来自摩泽尔河畔的葡萄种植村库萨，因此也被称为“库萨的尼古拉”
。
他研究的正是困扰卜列东的问题。
两人相识于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理事会成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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