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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乐园》创作于本书所记述的时段的中期。
博斯创作这幅令人着迷又错愕的画时，彼得·佩鲁吉诺正在遥远的意大利画着安详的圣母，而以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为中心的圈子已迎来了“首次启蒙”
的曙光。
这一切都与博斯艺术观里阴暗的世界观相去甚远。
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曾评价博斯的一幅地狱画作说，艺术家在这幅画里用具体又直观的手法，把中世纪人们所惧怕的那些折磨人的怪物都成功地表现了出来。
实际上，博斯在这幅世界图景的右翼上画的地狱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中世纪文本的阅读，比如1484年出版的《吞达尔见闻录》，这本当时流行的书讲的就是阴间旅行。
若不是亲眼所见这样的烈焰和毁灭，谁也不可能画得出来，但这些困扰人心的幻象可不只是萦绕中世纪。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让人觉得文艺复兴时期是祥和平静的，但真相远比这恐怖。
如果当时人们脑海中的“地狱”
就如博斯所绘，那么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惧和对救赎的渴望就不言而喻了。
人们追求虔诚的纯洁，这在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萨沃纳罗拉在这里开始建立他的上帝之国。
用印刷术推进宗教改革的第一人并非路德，而是这位来自费拉拉的修士，他出版了100多本意大利语的典籍。
他要求信徒过简朴的生活，只有祈祷和忏悔。
他力争废除看戏和赌博这两样当时最主要的恶习，甚至认为节日也不是欢庆的时候。
1496年的狂欢节没有化装游行，他派孩子在城里募捐。
他在布道中支持人们起义，反对人文主义在佛罗伦萨——这座艺术家、诗人、同性恋和**者的城市——的崛起。
尽管他让世俗生活变得非常无趣，这个两颊凹陷的费拉拉人却是民心所向。
他宣称自己是先知，把自己当作《圣经·新约·启示录》的信使。
就跟以往的世纪之交一样，博斯的画作问世之际也是流言四起，大家纷纷传言末日审判、最后的战争就要来临。
这些流言蜚语与理性背道而驰，虽然人们已经造出机械钟来认识时间，也发行了货币，发明了金融簿记，哲学领域还出现了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家，但这个特殊的时代已远远超越所有这些界限。
当时的人懂得绝望、优雅和美丽，他们烧死异教徒，寻找最久远的智慧，对虔诚着迷，也会为陈旧的手稿和古代的雕塑发狂。
这样看来，萨沃纳罗拉并不只是单纯地维护中世纪、反对新时代。
这位布道者属于最彻底的那群人，在任何时代都是。
他来自圣伯纳德和圣贝纳迪诺教派，追随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和圣格里高利七世的信仰，喜欢点火刑架的加尔文就是从他这里获得了灵感，我们身边冲动易怒的宗教狂跟他也脱不开干系。
萨沃纳罗拉在《论宗教生活的简朴》中提到：“整个宗教生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涤清尘世的浸染。”
这样一来，拥有精神和肉体双重属性的人以及世界都能够成为上帝的神圣庙堂。
萨沃纳罗拉还预言，佛罗伦萨作为天选之城将统治意大利。
但是人们迎来的不是更好的世界，而是恶习的死灰复燃。
佛罗伦萨很快便又陷入不同势力的混战。
跟300年后那个喜欢砍人脑袋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deRobespierre）一样，当萨沃纳罗拉失去革命信众和净化手段时，他求诸公开的火刑。
1497年的狂欢节，他在领主广场上引燃“焚烧虚荣之火”
，假发、香水瓶、脂粉、牌戏、名贵衣物、奢华家具、竖琴、半身雕像和画作都被付之一炬。
古老的狂欢节传统跟文艺复兴所有的世俗生活一起化为灰烬。
大火吞没的书籍里甚至包括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普尔西的《莫尔甘特》也未能幸免，毕竟这首叙事史诗犀利地抨击萨沃纳罗拉和他的信仰。
但这场烽火并无燎原之势，萨沃纳罗拉内外交困。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可不想有这么一个神授的超能先知与他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佛罗伦萨与法国交好。
教皇把萨沃纳罗拉开除教籍，但萨沃纳罗拉也不甘示弱，他试图抹黑教皇是重返人间的反基督者。
1498年，这位先知又故技重施，搭起柴火堆要焚烧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次却引发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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