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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科学、醉心研究、发现新事物——这项工作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需要相当程度的努力才能搜集一个一个的知识碎片，解决一个一个开放的问题。
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一本引发激烈争论的书中提到的“范式”
，即被科学界接受的根本假设、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一时期并未发生改变。
不过，也会出现确定的事实无法被分类的情况。
此时，人们通常会尝试以某种方式把异常之物与旧系统协调一致，从而“拯救现象”
。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会逐渐累积。
精神大厦之间的桥梁崩塌，人们也无法达成共识。
面对充斥的矛盾，只有暴力才有效，毁灭者袭击的时刻来临。
旧范式变得无可救药，只有全新的范式能发挥作用。
旧范式的捍卫者将被推挤到边缘，尽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还会伴随着愤怒的冲突。
“范式转换”
最终完成，它们曾经屹立一千年不倒，转眼却成为无用之物。
事实都被归入新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又反过来解释事实的含义。
哥伦布坚持他最初的假设，觉得自己到过亚洲，这就可以向人们展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困境。
他的远征给热那亚人送上了颠覆性的真实见解，尽管如此，他脑海中一成不变的仍然是对世界的旧观点。
如果古代关于海洋延伸范围的知识是正确的，那他们应该是到达了印度。
与哥伦布不同，维斯普西意识到将西方“群岛”
视为一个大陆的重要性。
“我们发现了许多国家和几乎数不胜数的岛屿（通常有人居住），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提及这些地方，”
他报告行程时如是说，“我可以得出结论，古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新时期早期最著名的范式转换是“哥白尼转向”
，这一概念将在以下几页中详述。
日心说世界观的出现属于社会学范畴，当时不仅有对社会学相互关联的追问，还有许多类似问题，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艺术是如何产生的，哲学领域和技术创新的新想法是怎样起源的，以及古登堡的发明，甚至人类创造力的谜题。
它们都在探究，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知识史的呼吸漫长而悠远。
例如，格列高尔·赖什虽然也注意到有一些国家是托勒密无从得知的，但他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在《珠玑智慧》一书中，他坚定不移地接受古代和中世纪、阿拉伯和欧洲权威认定的世界图景，甚至在1583年的第二版中也不动摇。
赖什援引“神圣的奥古斯丁”
的观点，否认地球上存在着在相对两点居住的对跎者。
在希罗多德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他相信非洲有一些怪异民族：无头人，他们的脸长在胸部（附图14），或者吃蛇的“穴居人”
，他们不会言语，只会发出咝咝声。
对他而言，地球当然位于宇宙的中心。
地狱应该在地球的夹缝中燃烧，地球之上的苍穹中是天堂。
这些权威组成的军队反对任何触及传统的人，他们还会续写这样的作品。
在赖什和维斯普西勇敢地打破托勒密地理学几年之后，可能位于拉丁欧洲控制范围的东部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位更加伟大的人物：尼古拉·哥白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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