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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多番奔走，确保他于1557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城门外被处决。
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上帝的荣耀得到确立，就连平日里很平和的墨兰顿也拍手称快。
只有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Castellio）——他曾是加尔文的弟子，现在是加尔文的反对者——一针见血地说：“杀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一条教义，这意味着杀死了一个人。”
在一个更黑暗的时期，1936年，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他是反对暴力捍卫良心的英雄。
然而，加尔文继续进行他的火焰布道：反对一切偏离正确路线的人，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对再洗礼派，反对灵性论者，反对犹太人，反对不坚决的温和派还有那些热爱俗世的人文主义者。
1564年他去世后，勃艮第的泰奥多尔·德·贝扎（ThéodoredeBèze，1519—1605），一位神学家和杰出的希腊学家，成为他的继任者。
加尔文主义被证明是宗教改革最强大的传承。
这个来自皮卡第的人的教义比路德学说传播得更加深远。
它在一些德意志国家赢得支持，并进入尼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并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了独立的教会组织。
法国受迫害的新教徒用加尔文修订的《高卢信纲》武装自己。
瓦勒度派信徒也决心追随日内瓦。
而另外，西班牙仍然对加尔文主义保持免疫。
这里只有两部加尔文著作得到译介，法国的译本已经有200多个。
尽管做过一些努力，加尔文主义者和路德宗之间的敌意并不比他们两派对天主教徒的敌意少。
争议的原因仍然是关于圣餐性质的不同意见。
内部纷争不断的德国人在1555年举行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谈判并达成宗教和平的决议。
这项和平决议表明帝国从法律上承认路德宗，也就自然排除了其他教派，而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每一块领土的宗教信仰则由其王侯决定。
“教随国定”
“谁统治，就随他的信仰”
，这类说法在后来频繁出现。
如果有哪些臣民因为良心不肯皈依“国家教派”
，那么他们仍享有些许人权，可以移居国外。
对于一些帝国城市而言，和平为天主教徒和路德信众的共存开辟了道路。
但国王斐迪南一世无视皇帝查理五世，单方面发布了“教产保留”
（GeistlicheVorbehalt）宣言，为冲突埋下种子。
斐迪南要求，假如一个王侯决定改变宗教信仰，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世俗权力并放弃教会财产的所有收入，然后选举一位天主教徒取代他的位置。
而另一方面，国王的一项声明（即《斐迪南宣言》）保护了新教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城市和骑士团体精神领地中已经推行很久了。
就财产而言，1552年达成的《帕绍条约》中的条件设定了标准。
教皇保罗四世是一个符合精神病症状的狂热分子，他拒绝认可这项和平协定。
他威胁要将皇帝逐出教会，甚至在法国进攻西班牙的战争中冒险与法王亨利二世站到一边。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阿尔瓦公爵的部队占领了教皇国，保罗不得不爬上十字架。
而帝国重新迎来和平。
1555年这一易碎的“玻璃和平”
到1618年都未被打破，并且它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因为它把政治考虑放在优于宗教顾虑的位置。
双方都用它折磨自己。
国王斐迪南曾经说过，他心中天主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与新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一样多，他不想让这两者在他心中交战。
尽管如此，他还是签署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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