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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一刻聚集在这里，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程度的民族文化中，使用这种语言，沿袭这些风俗，拥有这些市民优势，享有这种程度的良心自由”
，席勒（Schiller）这样说道——恰巧在划时代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数周——“结果也许就是之前世界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整个世界史至少需要解释当下这一刻”
。
如混沌理论所言，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甚至都与得克萨斯的龙卷风脱不开干系。
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这个或那个根本无人所知的巧合中因为好事或坏事而发生？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既不能排除那些有长期深远影响的决定性情况，也不能忽视那些看似无关的情况，它们对系列缘由或系列影响的开端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如果没有1215年在布汶射出的那支箭[77]，英国会发展出议会民主制吗？如果没有螺丝——或者没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当然螺丝更重要一些——英国会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
吗？相反，一个重要因素，即缺乏原材料，可能把荷兰的工业化推迟到19世纪末，购买和建造蒸汽泵在这里没有直观的利润前景。
而没有蒸汽机制造的“初始火花”
，荷兰显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
蝴蝶振翅可能真的与飓风有关，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它并不是主要原因。
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可以证明，许多因素比蝴蝶效应更重要。
欧洲现代性还需要走过很长的路才能变为现实。
科学、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天才”
在所有重要发明中达到顶峰。
正如蒸汽机的历史中不能抹去螺钉，人们也不能忽视那一小群发明家，他们让转折真的成为现实。
他们艰难辛勤地工作、运算、修改部分解决方案，还要观察和检查。
在某些时候，他们会面临超脱所有重构的一刻：在这一刻，思考改变了方向，真正的新事物出现——当古登堡开始把玩字块时；当哥白尼让太阳停止时，应该是1514年前后；当瓦特在1784年发明了以他命名的巧妙机器时。
意外发现就产生了：一个幸福的巧合，从中继续得到结论。
但如果太看重这种观点，就会忽视历史中可以找到的发明的基础。
艺术和科学的创造力在历史中有紧密联系。
在决定性的时刻之后，各种关联都变得清晰，事物在另一道光线中展示出来。
说得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观察结构复杂、相互干扰的思潮，它们汇聚到潜在的发展空间并为新事物的出现打下基础。
用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的话说，伟大的进程需要伟大的缘由。
经济优势——如果存在的话——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微小的拉丁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新事物涌现。
这样旺盛的需求和蓬勃发展的经济在18世纪的中国也不可能导致蒸汽机的发明。
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一夕之间发生。
在耶稣会修士引进螺丝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这是何物。
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宋朝末年曾差点完成工业化的突破，但这个观点不太能站住脚。
在中国以及拉丁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显然缺乏这里所拥有的条件——少了这个或那个因素，或者一个因素都不具备。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异在哪里，是什么决定了它的现代性。
我们要特别关注拉丁欧洲国家政权的表现形式。
因为，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国家秩序，技术进步和科学简直无法想象。
统治秩序不够强势的地区，已经沦丧他人之手。
相反，仅靠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不足以为优秀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提供温床。
步履迟缓的巨人俄罗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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