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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因果关联的事，都是安拉让它们起效，实际上都要追溯到安拉的意志。
每一种现象，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由他引发。
一些天主教学者在涉及上帝的事务上也持类似观点。
我们可以总结说，经文的话似乎是蜡制的。
乔尔丹诺·布鲁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人都能在《圣经》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和最适合的言语，他们对同一句话的解读不仅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他们能从是中得出否，也能从否中造出是。”
最终取决于谁拥有对《圣经》的阐释权以及推行其观点的权力。
伊斯坦布尔观测台的毁灭或审判布鲁诺和伽利略都是明确的例子，告诉人们宗教警察在什么情况下会出手抑制人们的求知意愿。
就是为了防止宗教警察的干涉，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先进行“沉默的审查”
，有多少聪明的想法因而被扼杀——或者有多少代人坚信不疑，在《圣经》、《摩西五经》（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或《古兰经》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知识？
“牧领权力”
——不管主使者是天主教裁判所的审判者、伊玛目还是无比顽固的拉比——都需要社会和政治环境，以便让阻挠起效。
不过，单凭灵活的经文或宗教系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科学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就在那些先知的国度停滞不前，技术突破也并未实现。
决定宗教领袖影响的先决条件也同样阻碍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无比强大的等级，因而根本不会出现中等阶层，也就没有掌控权力的“市民”
公众。
康德未到巴格达
人们在钦佩阿拉伯大师的博学多识时，很容易忽略他们不感兴趣的那些知识。
拉丁语资料几乎完全被忽视，少数例外主要分布在安达卢西亚地区，其中尤以拉丁语的农业资料最受重视。
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还有皮浪的怀疑论完全不为人所知。
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从一开始就被穆斯林史学家忽略，还有西塞罗的国家理论、塞涅卡的禁欲主义和奥维德或维吉尔的诗歌，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找不到译者。
穆斯林对古代悲剧非常陌生，对喜剧也不甚了解。
路易吉·普尔西这样的作家在《莫尔甘特》中让主人公说出亵渎神祇的话——他信奉黄油、啤酒、果子酒尤其是葡萄酒，谁信奉葡萄酒就能得到救赎——这种人能出现在巴格达或伊斯坦布尔吗？
一个“伊斯兰”
以前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既有矛盾也互相关联。
欧洲的教条、教会法和祭祀或多或少牢牢掌握在教皇手中，直到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将一切摧毁。
与天主教的欧洲不同，伊斯兰教没有最高祭司这样的神职人员，只有伊朗的什叶派在16世纪发展出神职人员的阶层，还有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
穆罕默德的教义受“乌里玛”
（Ulama）的监护，这是一个主要由地方权威人士组成的群体。
他们的影响力无论曾经还是现在一直都很深远，其局限性很不明确。
他们效忠于苏丹和哈里发，创造了法特瓦教令，诠释《古兰经》和圣训并向民众传播道德。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从来不是单纯的宗教“上层建筑”
。
它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一种生活形式。
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教会”
，它不是一个由国家保护的教徒团体。
伊斯兰世界并没有把宗教和日常生活割裂开，穆斯林商人与天主教商人一样也知道如何回避放贷的禁令。
伊斯兰的法律规则是在很久远的时代产生的，因此必须或多或少进行人为调整以适应每个时期，但这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
宗教的影响可以促进政治稳定，但不会促进言论自由和探索研究，除非它服务于宗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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