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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破坏圣像运动虽然偶有发生，但只是罕见的插曲。
就像罗马和希腊一样，亚洲的天神在穿越时空时也经历了温和的转变。
例如，一位印度教的母神可以变成佛教中象征无私慈悲的多罗菩萨。
她是阿缚卢枳低湿伐逻（Avalokiteshvara）的化身，这位男女同体的神在中国被称为观世音，在日本被称为菩萨，在其他国家又有别的化身。
人们偶尔会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
中央帝国长期以来一直泰然自若地看待伊斯兰教这个“小宗教”
，中国商人最早在中亚的绿洲城镇接触到它。
1307年，大汗甚至允许在元大都建立一个大主教管区，伊本·白图泰在几十年后走访广州时注意到，这里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
日本的佛教徒从古老的神道教信仰中寻求指引并庆祝神道教节日，印度教徒也受到神秘的伊斯兰教的启示。
14世纪，印度尼西亚一个神秘主义者把亚洲理性的宗教和平总结为一个公式（这不禁令人想到莱辛的“戒指寓言”
）：“耆那（佛陀）的真理与湿婆的真理是同一个；它们在行为上不同，但仍然是一体，因为真理无二。”
亚洲的天空之下宗教和平几乎不受任何干扰，这对于贸易和变革来说当然是一种优势。
亚洲没有经历过教会和世俗之间的战争，宗教之间也几乎没有屠杀——但这样就不会引发改革，也很少出现启蒙，教派时代的混乱与宗教现状之间的矛盾就是改革和启蒙在欧洲胜利的首要原因。
在“西方”
，和平的生活与真理的生活是分开的。
就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出现了欧洲公民社会，也为科学理性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
人口统计制度：生活、幸存、死亡
如果人们想把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当作“大分流”
出现的更重要的原因，不一定要陷入生物决定论：还有人口统计学。
统计数据中隐藏着整个社会的记录。
它不仅能反映流行病和饥饿、经济繁荣和衰退、生育和避孕，还能呈现心态、信仰或无神论。
欧洲的人口数量一直远远低于东亚，但是我们依赖的是粗略估计。
印度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更准确的数据。
绝对数字——中部地区约1200万～1400万人口，伊斯坦布尔约40万人口，1600年前后的日本约1800万人口——不能说明很多情况，因为我们对家庭规模了解甚少。
无论如何，中国的家庭规模似乎比欧洲的大。
欧洲家庭到现代早期平均不过3～5人，而在中国金朝平均每个家庭就有6.33～6.71人；1380年人口普查显示为7.5人。
这证明约翰·哈纳尔经常被引用的论点是正确的。
各种迹象都表明亚洲的人口众多，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
百万雄师、超大城市和宏伟建筑就是亚洲庞大人口数量的证明。
比起伊拉克萨迈拉复杂又华丽的建筑或者中国皇帝的宫殿，同时代的查理大帝的亚琛大教堂简直相形见绌。
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前往罗马朝觐时只有几千骑士护驾，他们怎么比得过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麾下的十万金戈铁马或者哈伦·拉希德在攻打拜占庭时可轻易调遣的13.5万名将士？宋朝的军队有时达到100万人，而明朝甚至有400万人，这样的数字在近代欧洲的军队中简直无法想象。
17世纪，东南亚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约有15个或更多，其中包括勃固城（今天缅甸勃固省首府），以及阿瑜陀耶、金边和升龙（今天的河内）。
公元9世纪，在新罗王国（后来成为韩国）的首都庆州，当时曾有人精确统计，城中有178，396间砖砌房屋，以及许多精美的别墅。
中世纪没有哪个欧洲聚居地能接近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
唐朝的长安城像后来的南京一样有100多万居民，而宋朝首都开封有40万人之多。
11世纪末，中国人口多达9500万，1600年前后为约1.5亿，1800年达到3.13亿，而整个欧洲才只有2亿人。
中国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少于欧洲国家，这一点应该有利于人口增长。
供养特大城市必须通过巨大的贸易网络，需要数百万被奴役的人开凿运河，但首先要归功于大米经济。
大米的亩产量超出谷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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