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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滋养的灵魂贵族比世袭贵族更加高贵。
欧洲公民基本都受过教育并且会对事物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计算，他们向宫廷和教会上缴税收并输送人才。
商人几乎是所有市民阶级的起源，欧洲的经济通过商人成为世界经济；通过他们，欧洲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有时对被波及的国家有利，更多时候是有害。
“中层阶级”
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修昔底德和柏拉图都对他们百般推崇。
公民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他们是人文主义者的最大来源，因为人文主义，古人和阿拉伯人的知识才在近代得到广泛传播。
没有市民阶层的话，经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都会出问题。
本书中提及的大多数诗人、艺术家、学者和发明家都出身城市，或者在城市环境中受教育。
欧洲雄心勃勃的市民阶层对后代的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拉丁欧洲之外所有的阶层。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似乎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
比如英国的“技能红利”
——经济学家用这一概念区分“工艺”
带来的效益和另外那些不需要培训的工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
但因为这个就为欧洲公民高唱颂歌，也未免有些夸张。
他们当中有奴隶贩子和残杀犹太人的凶手，有肆无忌惮的军事家、施虐者、狂热者、剥削者、投机者和寄生虫——人群中常见的野兽也潜伏在他们中间，“善”
与“恶”
与阶层并无直接关联。
市民阶层拥有各种自由，而且具有流动性，他们一心向上攀升又害怕堕入底层，这样的城市只能出现在拉丁欧洲所提供的权力政治环境中。
19世纪后期印度也出现了勉强可与欧洲相比的市民阶层，但它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
马克斯·韦伯已经认识到“西方城市”
和它“理性的”
、有购买力的、重视教育并富有创造力的中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一次“纸牌接龙”
。
但为什么会如此尚不明确，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之一会不会是前面经常提到的拉丁欧洲人的通婚风俗？他们经常合并成核心家庭，而在其他地方，部落氏族常常更加重要，部落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学家迈克尔·米特劳尔认为，社会流动在部落世界中非常困难。
内部通婚——在自己家族联盟内部和极少数近亲圈子里寻找结婚对象——让这种结构更加稳固，也让同盟关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相比之下，拉丁欧洲的核心家庭更有可能通过巧妙安排的婚姻来促进阶层上升。
“大分流”
之前早就存在许多分歧，一个刚发现的证据就是，在欧洲之外很少会出现为实用目的而建立的同盟。
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联盟和城邦，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大学和学院，议会、行会、协会、骑士团、宗教团体、兄弟会等等——甚至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涌现，其他地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学家奥托·格哈德·奥克莱尔（OttoGerhardOexle）甚至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团体社会”
。
无论如何，这个特征虽然乍看上去不明显，但却是平民力量的清晰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自由。
罗马皇帝就已经把这些同盟看作权力的绊脚石。
他们会不会密谋策划，组织起义或煽动罢工？关于公会——罗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文化团体集会和职业行会——的最古老的法律就非常重视掌控措施。
奥古斯都为防止人们利用行会从事政治斗争颁布了《优流斯行会法》，要求所有行会全部自行解散，然后根据官方批准重新组建。
行会因此分为：获批准的和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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